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文选》时有哪些考虑？他的这一举动究竟受到何种理念的驱动与支撑？这些深层次问题，攸关《文选》编纂认知，影响到“文选学”研究的全局，是“文选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需要予以认真审视与思考。
一
萧统主编《文选》的时间，主要是在受梁武帝重托、以太子身份实际主持朝政期间。他在《文选·序》中自陈：“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紧接着又说：“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历观”“泛览”云云，是说其主编《文选》，以广大“文囿”、浩瀚“辞林”为观览对象，以最深切的生命关怀，全身心地投入，以致因“心游目想”、专注忘我工作，而对时间流逝与身体疲倦浑然无觉。应该说，视忙若闲，以苦为乐，以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对文化的热爱来对待这项事情，正是萧统得以主持编好《文选》的重要条件与动力因素。
萧统主编《文选》，还抱有更高的文化理念与理想追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萧统以太子身份实际主持朝政，绝不可能自外于“世情”与“时序”；其主编《文选》，也必然承载国家意志，有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定需要。魏晋迄于梁代文化审美观念的臻于高度发达与成熟、南北朝后期华夏民族文化大融合所达到的新高度，使得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期冀，成为南北朝后期愈加凸显的时代精神。这三种时代因素交互为用，更使萧统对历史文化发展抱持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而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有机结合作为崇高文化理念，也使其将主编《文选》并使之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大典，作为实现自己文化理念与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
二
萧统界定其编选作品的上、下时限为：“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并宣称：“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文选·序》中的“姬、汉”用词显示：萧统确实把主编《文选》作为践履梁朝之国家意志，呼应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时代必然要求。
显然，其以周代为起点，称述自周至梁的所谓“七代”与“千祀”，有着明确的思想关切。因为就中国王朝的起点而言，并非以周代为最早，文学创作也非始于周代。若仅限于谈论文化王朝起点，举一周代即可，不必连缀“姬、汉”。尤其是谈论以周代起始的所谓“七代”时，直接跳过秦代，而明确并列“姬、汉”、也不列出汉代以后的其他王朝，仅笼统宣称“自姬、汉以来”。可知身为梁代实际主持朝政的太子，萧统目光高远，显然是专就典范意义上的文化王朝立言，故不屑论及秦代、三国、两晋、刘宋与南齐。如果认同萧统确是以周代为典范文化王朝的起点，推许大汉文化王朝可与周代比肩，再联系其界定《文选》选文的上、下时限为“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则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必有表达梁代将可成为绍继、甚且超迈“姬、汉”的文化王朝的特定思想内涵；也可断言：其主编《文选》，必有为梁朝大一统文化事业服务的政治雄心。
萧统并称“姬、汉”，实际是沿用了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关于“姬、汉”的固定用词。而在很大程度上，“姬、汉”用词的流行，正是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这一时代必然要求的外显。
早在南齐时代，“周、汉”用词已成固定搭配，将周、汉视为文化王朝两大典范的认识，已经较为自觉而普遍了。如《南齐书·礼志上》记载，萧琛就曾在奏议中建言“宜远纂周、汉之盛范”；祖冲之关于更造新历的上书中，也强调“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南齐王朝以周、汉为宗，不仅是对文化王朝典范的推崇，也折射了其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而与北朝竞逐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心理趋向与追求。至梁代，这种接续、超迈周汉的雄心壮志尤为彰显。梁武帝诏书中多处使用“可依周、汉旧典”“在昔周、汉”等言辞。丘迟《与陈伯之书》宣称“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实际也是基于梁朝为接续周、汉之正统，必当实现国家统一这样的情理判断。
北朝君臣普遍以接续周、汉自任。《魏书》记载赞美魏“方隆周汉”“道迈周汉”的言论，俯拾皆是。赞美孝文帝言辞体现尤多，如北海王元详、张彝、高闾等均把他比作周、汉圣王。《北史·儒林列传》评价孝文帝时代“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周以周代为宗，但其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雄心，比以接续周、汉自任的北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史·儒林列传》记载：“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北齐王朝注重周、汉并称。如高洋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诏》，就参照周汉楷模：“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高洋在褒扬病逝之臣陈元康时，也举周汉功臣为例，称其如“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处盛汉，旷世同规，殊年共美”。
隋代实现了国家统一，也延续了这种“周汉”固定用词，意指明确。如隋初于宣敏针对封建之事上疏，就宣称“臣闻开磐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期许隋代能够“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薛道衡在炀帝时所上《高祖文皇帝颂》，推崇隋文帝的统一、化育之功是：“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周、汉，么麽魏、晋而已。”
综上可见，萧统所谓“姬、汉”用词，不仅渊源有自，而且带有特殊用意：在历代王朝中，特别表彰周、汉两代大一统文化王朝，显然意在彰显梁朝欲绍继、甚且超迈周汉两代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政治雄心。因此他要把自己主编的《文选》当成“比隆周、汉”的文化大典的内在追求，就能够清晰感知了。
再具体考察萧统主编《文选》时，所处的南北朝后期特定的政治文化发展现实：其时南、北对峙，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朝，正处于繁荣发展期，也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南北对峙的战略优势。而根据《梁书》本传记载：“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他还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称仁”的美誉，也曾以“菲衣减膳”的实际行动支持北伐事业。故其被梁武帝委以主持朝政重任，顺应时代要求，主编《文选》以为一代王朝文化大典，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
如上所言，萧统主编《文选》的理想乃是：欲成就“比隆周、汉”的一代王朝文化大典，由此出发，也带给我们反思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展望未来研究新景的重要启发。
第一，《文选》之“文”的真正含义究竟为何？长期以来，学界较少关注《文选·序》开篇即将“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为“文”之起点，并引述《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阐述“文”之“时义”的远大深广；忽视《文选》实际是对“文”之发展的一种全面择取与系统总结，忽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的关系，而是以当代更近于西方“文学”的概念与《文选》之“文”对接，从而仅将《文选》理解为一部当代意义上的“文学”总集，片面窄化理解《文选·序》所表达的“文”之进化特征与审美意义关系的思想内涵，而单纯着眼于“沉思”与“翰藻”立说；讨论《文选》的诸多精义，也只局限于当代狭义形态的“文学”层面，刻意区分《文选》之所谓“实用文体”与“非实用文体”。唐以前的“文学”概念指涉远比今日宽广，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所谓“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到萧统《文选》的三十九体分类，则这种“文”绝非仅仅是“沉思翰藻”，而应该是遵从儒家诗教说“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只不过这种“文”更注重“文”的进化发展，更强调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予以有机契合，从而使“文”在更高层次更好地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文选》也绝非今日意义上的所谓文学总集，而是一部包容更为广大的国家文化总集、文化大典。这样，研究《文选》就不仅要研究其属于当代所谓的“文学”之意义指涉，更要与古代之“文学”概念对接，全面拓展、系统研究《文选》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思想意义、审美精神与其他属于基础性、多样性的文化价值内涵，研究《文选》在后世被确认为一部国家文化大典及其被经典化的历程和优劣得失。
第二，当代“文选学”研究的繁荣兴旺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为了更好地发展，还必须追问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的建构是否合理？在“文选学”研究系统中，居于核心主导的方面究竟是哪些？可以肯定地说：“文选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应该在编选问题。因为其所选录的多数作品在当时皆为习见，仅分析作品显非“文选学”之要义。为何、如何选择这些作品，并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使这些作品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化大典系统，这才是《文选》之所以是《文选》的关键。故研究萧统主编《文选》的立意，就显得特别重要。可惜学界过分专注于编者、编纂时间、编纂过程等方面的具体研究，致使《文选》的核心价值，几乎湮没不彰。因此我们也借本文郑重向学界提出呼吁：超越今日之较为狭隘的“文学”观念，回归到古代“文学”观念的对接，不仅以深入研究《文选》这部意欲“比隆周、汉”的一代文化大典为契机，积极思考重构“文选学”研究系统，推动“文选学”研究事业迈向新的高峰，也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伟业的“文学”概念重构，以及核心精神价值与思想系统的重构，提供重要智力支持。
刘忠伟（作者系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