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史学家袁宏记载，汉灵帝时期，太原名士郭泰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曾被推举为“有道”（汉代察举制度中的特举科目）。郭泰在太学任教时，深受太学学生爱戴，推为领袖，名震京师。当时洛阳有一位神童魏昭，11岁就入太学学习。他拜访郭泰，表示愿意向他求学，说：“尝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后汉纪·灵帝纪》）

    既然魏昭说的是“尝闻”，可见“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是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汉代重经学，经师众多，但其中真正能称为“人师”的却难得一遇。而有心向学的学生，最看重的，不是“经师”，而是“人师”。后来北魏时，魏帝器重大臣卢诞，要他当诸王的老师，也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卢诞传》）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桓帝延熹七年》中，记载了魏昭求学的故事，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释“经师易遇，人师难遭”，道：“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这就是说，“经师”是“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授者，“人师”则是“以身作则”的道德持守者。

    现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经指出：“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经师是教学问的，人师是教行为的。”既能传授知识，又能弘扬道德，两者结合，当然是最完美的教师。但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在教师群体中，往往“经师”易见，而“人师”难逢。因为凭借知识的汲取与积累，可以当“经师”，却不足以为“人师”；只有以“传道”为己任、以道德为信持的人，才能称为“人师”。像清初大儒顾炎武“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亭林诗集》卷三《秋雨》），所以梁启超（1873-1929）称赞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因此，往大处说，“人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教师的最高嘉许，是教师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往小处说，“人师”也应该是每一位教师对自身的终身期许，是教师言行的自我约束、自我戒律。

    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社会中，要做一个信守道德、洁身自好的“人”尚且不易，要做一位人格完美、道德模范的“人师”当然更难。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既然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对自身就应该有一种与众不同、更为严苛的“自律”，不仅应该“知难而上”，更应该“见贤思齐”，以孔子、顾炎武等“人师”为典范，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