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史·唐代卷》一书的出版，对于一个把茶当做国饮的国度而言，其社会意义自不待言。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本卷作者李斌城是唐史专家，韩金科是茶史专家，二人合著，相得益彰。

    该书指出，在唐代，茶从生活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奠定了“茶为国饮”的基石，中国茶文化初步定型。是为确论。事实上，唐代茶叶的发展史恰恰呼应着整个唐代史，体现着鲜明的唐代特性。哪些特性呢？第一，贵族社会向科举官僚社会过渡。第二，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第三，唐朝作为世界帝国的开放性。在此种种特性中，茶均起到重要作用。

    先看贵族社会向科举官僚社会的过渡。茶作为一种植物，古已有之。但是，直到唐前期，茶的地位还并不凸显。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初，伴随少数民族大量入主中原，真正有代表性的饮品是酒和酪。酒的浓烈与酪的重浊，其实反映了骑马弯弓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情趣。在这种社会风尚下，青涩的茶只能成为“酪奴”，叨陪末座。然而，唐朝又处在一个从前期贵族社会向后期官僚社会转型的时代。一次次的政治变局让关陇贵族没落，科举制的兴起又使得文人情调凸显出来。伴随着社会转型，集清淡、清雅与清醒于一身的茶在唐中后期开始大行其道，陆羽的《茶经》应运而生，美水、美茶和美器也成为文人雅士、高僧高道乃至宫廷贵族的共同追求，进而形成集物质享受与精神修炼为一体的“茶道”。换言之，从羊羔美酒到宝鼎茶闲，唐代实现了从贵族气象到文人情怀的转型，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再看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主体来讲，茶叶属于南方作物，北方人并不熟悉。唐朝以前，社会发展程度北高于南，所以北方人除了不熟悉之外，还有不屑。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因为南北的分离，民族的对立，茶更被北方统治者贬为贱物——每次贵族宴会，都会备茶，专门招待“江表残民远来降者”，真是茶与人俱贱。然而，风水轮流转，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因战争残破不堪，人口大量南迁，江南进一步开发，成了大唐最重要的财富支撑。这样一来，本来属于南方人嗜好的茶叶，地位也随之上扬。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后，传统的租庸调制瓦解，财政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普遍消费品，贸易量巨大的茶就进入政府视野，和盐铁一样，走上政府专卖道路，成为唐后期税收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种茶和贩茶也成为江南人民的重要生计，南方一些地区的茶叶生产与经营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当地主业。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正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而将茶叶作为商品种植，也如书中所说，“深刻地改变着农村传统的经济结构”。

    再看唐代的开放性。茶叶走出国门，和唐代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茶与佛天然有缘。茶的清寂，正好配合佛教的清修，故而僧人种茶、饮茶、咏茶蔚然成风。而佛教，在唐代恰是构成所谓“东亚文化圈”的重要精神纽带。当时，大唐作为佛教中心，吸引着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的僧人前来学习巡礼。他们在修习佛法的同时，也深深浸淫大唐僧人的饮茶之风。日本高僧最澄、空海分别将茶籽带回日本，带动日本的饮茶风尚，最终形成日本茶道。而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也学习大唐以茶礼佛的风范，形成今日的韩国茶礼。这种以茶为载体的，精神与物质的交流互动，不正显示出大唐作为世界帝国的开放与包容吗！

    当然，这本书的内容还远不止此。事实上，举凡茶政、茶与文化、茶与宗教、茶与民族等专题，在书中都有详细阐释。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茶具有深厚的文化属性。从精神的角度讲，它是冲淡内省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它又是如此润泽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