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07年4月23日第16版，作者：陈中浙，原题：《从董狐的“书法不隐”看史官的命运》

    董狐是古代有名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的《晋灵公不君》，记载了他“书法不隐”的一段历史。晋灵公残暴、骄横，不但随心所欲杀厨子游尸、以弹射行人取乐，还对国相赵盾的屡次进谏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赵盾为了自保，只好逃离都城，到外地避难。在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的时候，他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了灵公。然后赵盾又回到晋国，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自己继续担任国相。对这一事件，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并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对他们俩人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后来人们把正直史官直书其事的文笔，就叫做“书法不隐”或“秉笔直书”。

    董狐的“书法不隐”并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但是，在很多事件中，那些正直的史官为了“书法不隐”，却往往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唐史官刘知几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说：“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在刘知几看来，董狐之所以能够“书法不隐”并擅名今古，是因为有赵盾的配合。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凶多吉少了。所以，刘知几就把董狐的这一“书法不隐”称作是“为于可为之时”，即赵盾让董狐具有了“为”的可能。赵盾是国相，完全有能力让董狐闭口。所以，如果赵盾不“为法受屈”，杀董狐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董狐就是“为于不可为之时”了。可以说，史官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而是由被实录者、当权者来决定的。所以，历史上如董狐一样“书法不隐”的史官往往没有董狐那样幸运。

    下面这位记录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里的史官其“书法不隐”就是刘知几所说的“为于不可为之时”了。春秋时期，齐庄公与大臣崔杼发生了争夺美女之战。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于是，齐国太史就记下了“崔抒弑其君”的史实。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就把这个太史杀了。太史官有三个弟弟，长兄被杀，大弟执简复书。大弟被杀，二弟续写。二弟被杀，三弟仍旧秉笔直书。崔杼连杀三人，不敢再杀，弑君的史实才得以流传。可见，史官对自己的责任非常明确，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即使死也在所不惜。但是被记录者、拥有大权的崔杼并不像赵盾那样“为法受屈”，连杀三个史官，根本不给史官实录的机会。由此可见，要做一个“书法不隐”的正直史官，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当中既需要勇气、责任感和策略，也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例如当权者是否给予实录的机会。

    “史，记事者也”，史官的工作就是实事求是记录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历史虽然记录着过去，其目的却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因而，史官的责任非常重大，他们的记录直接关系到后人对前人的看法及历史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历代帝王也很明白。按照唐太宗的说法，这种记录历史的工作，可以起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的作用。不过历代君王让史官实录是有选择、有条件的，若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可以给史官一个“可为”的环境，若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则绝对不容许史官实录。与此相反，史官们都深知“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的道理，对当时发生的事情都要如实记录下来，哪怕危及性命也在所不惜。因而，记录者与被记录者就必定会出现冲突。在这个时候，如果被记录者也像赵盾那样“为法受屈”，配合史官董狐，那么史官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而且“书法不隐”也会成为事实。如果被记录者像崔杼那样不“为法受屈”，那史官恐怕就性命难保了。中国历史上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大多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