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本《淳化阁帖》

薛所蕴题跋原石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书法丛帖。北宋淳化年间，宋太宗收集了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法书墨迹，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册。《淳化阁帖》历代都有翻刻，但宋代《淳化阁帖》原石早已佚失，后世翻刻的《淳化阁帖》刻石也不过三四种。2000年我在北京拍场竞得一套清初拓本《淳化阁帖》，上边石花文字特征与世间流传的其他各种《淳化阁帖》不同，帖尾有跋：

    淳化阁帖摹勒何止数家，或如虎贲之于中郎，徒貌似耳。兹刻遒劲秀逸，神情逼肖，藏姿态于银钩铁画之中，盖毫发无遗憾矣。余见于卫源废石间，纳价购得之。缺二十有九段，友人曹县王君雪双钩镌补，遂成完璧。始于顺治十七年庚子四月，迄次年辛丑六月。河阳薛所蕴识于翕园之宝墨岩。

    “卫源”即河南辉县百泉。卫水发源于辉县苏门山麓，史称卫源。这里泉脉仰出者以百数，故名百泉。明末清初，这里先是战乱，又有地震洪灾，卫源名迹沦为废墟。薛所蕴在这里得到《淳化阁帖》帖石，带回故乡孟县后又补刻29块，放置于私宅翕园之宝墨岩。

    康熙杨宾《大瓢偶笔》记载：“顺治十七年，薛所蕴得卫源阁帖石，乃补刻二十九段，上有银锭扣，较肃府顾氏本俱胜。”这是孟州帖石的最早记录。乾隆《孟县志》称：“阁帖重刻诸石，以天干排序，凡为石一百二十四，其大小不一。”清黄叔璥《中州金石考》的记录和薛所蕴跋文一致。薛所蕴字子展，号行屋，河南孟县缑村人，他与书法家王铎为儿女亲家。

    有了这些发现后，我先后十多次到孟州，得知此套《淳化阁帖》还有部分原石流散于民间。经过多方努力在薛氏故居翕园附近一农户家见到一块，部分字迹已经磨损不清。其后孟州收藏协会又帮我找到该帖卷一“甲二”残石一块和卷三“丙八”石两块。近代学术界公认世存《淳化阁帖》刻石仅有：兰州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王府遵训阁本”、西安碑林藏清顺治三年（1646）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的摹刻本、江苏溧阳县甓桥镇虞氏宗祠藏清初据《肃府本》的翻刻本，一般称“肃府本”“关中本”“溧阳本”。2006年，又发现杭州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残存帖石为南宋刻石。《阁帖》刻石增至四种，被誉为帖学史上的重大发现。而孟州发现的几块残帖石，无疑是当今存世的第五种《淳化阁帖》原帖石，可谓意义重大。

    这套《淳化阁帖》补刻后，乾隆四十三年因薛所蕴名列“贰臣”，翕园别墅充公。道光年间建河阳试院时移出帖石，嵌于考院两庑壁间。1941年，侵华日寇占领孟县城，帖石散落民间作为砧石、洗衣石，吃饭台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后来原孟县文化部门收集到29块，现藏孟州市博物馆。2010年我到孟州市博物馆比对这29块原石，发现有2块不是阁帖，其中1块为《千字文》残石，有“勒碑刻铭，蟠溪伊尹”句，另1块为王铎书札刻石。余27石与拓帖比对，实为厡刻26块（有两块可合缀为一块）。

    那块王铎书札刻石，解读原文后发现是已经失传的《日涉园帖》的唯一原石。《日涉园帖》是王铎致薛所蕴的书牍，为王铎女婿、薛所蕴次子薛崴生于康熙七年（1668）编辑，由帮助薛所蕴补刻《淳化阁帖》的刻工王雪所刻。王雪字垂生，山东曹县人。

    另一块序号卷一甲三石，左上角残留地图一片。上部刻有“□南卫□□汲县各里下□人氏见在西图”等字。考证该石为明初汲县大移民时，山西泽州下村人氏迁居汲县居住的分布图残碑。中国国家博物馆存有汲县出土《泽州移民汲县碑》拓片，记述了这次集体移民。据此甲三石残文可释为“【河】南卫【辉府】汲县各里下【村】人氏见在西图”。该残石证实了两个问题：第一，汲县与其东北的辉州毗邻。帖石中有利用当地明初残碑刻成的。而薛所蕴家居孟县，北距百泉百里，则薛氏于顺治年发现“卫源废石”的记载可信。第二，《汲县泽州下村人氏分布图碑》和《移民碑》一样，原碑晚于明代卫辉府的设置，则孟州《淳化阁帖》帖石镌刻不早于明洪武二十四年。

    细查这套《淳化阁帖》拓本，得到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前八卷为百泉刻本。

    从书法和刻字风格看，卷一至卷八大部字划清瘦，风格一致，每卷拓本石花明显可见断石痕迹，与原石损残情况也很吻合。如按原石计算，前八卷接近95块，与薛跋所说的从卫源得到的《淳化阁帖》原石吻合。将此前八卷与传世其他《淳化阁帖》拓本如肃府本、杭州本、潘允亮藏本、泉州本等比对，都不相同，应是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古本《淳化阁帖》的翻刻本。

    第二，《伯远帖》为百泉帖石年代下提供了新的信息。

    百泉本卷二刻入王珣《伯远帖》为他本《淳化阁帖》所无。《伯远帖》由北宋内府收藏，经明、清两代董其昌、吴新宇、安岐等递藏而入清内府。《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8），早于《宣和书谱》成书122年，即淳化年间《伯远帖》尚未进内府。明万历年间董其昌发现此帖，万历二十四年（1596）由吴廷刻入《余清斋帖》。一般认为《余清斋帖》是收入《伯远帖》的最早刻帖。对照《伯远帖》墨本和《余清斋帖》所刻，发现差距很大。说明百泉本《淳化阁帖》刻制时，《伯远帖》墨迹还比较完整。加之《余清斋帖》的镌刻与百泉帖残石的发现间隔64年，据此可以确认百泉本的年代虽不早于明洪武二十四年，但明显早于万历二十四年的《余清斋帖》。

    第三，薛补帖石蓝本是“南宋绍兴国子监本”。

    薛所蕴所购百泉刻石多残缺，而第九、十两卷及五、八两卷的少部分，帖石完整，字划较粗，有线刻银锭纹，和前八卷风格迥异。有大量银锭纹的《淳化阁帖》现知有潘允谅藏本，潘祖纯藏本两个系统。潘祖纯本《宋拓淳化阁帖》，有银锭纹7处，而薛补29石即有线刻银锭纹17处，差距较大。但和一卷（卷九）藏上海博物馆，九卷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潘允谅藏《淳化阁帖》风格吻合。薛补有银锭纹17处，其中卷九9处，两帖全同。薛补卷十有5处而潘本为7处，其所少2处因有百泉残石在而未补刻。两帖银锭纹虽有影刻和线刻的不同，但位置、大小、形状高度吻合，文字完全一致，乃薛补刻帖之母本。

    第四，纠正了文献中的错误。

    其一《故宫博物院院刊》马子云《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帖、大观三帖》云：“清初薛氏刻的淳化阁帖，每开较窄，银锭也小，故一般称此为‘小银锭本’，所见皆为清初拓。以前不知此帖为何人所刻，这次校对时，根据宫内原记录定为河阳薛乃蕴刻本。”是误读帖尾草书署名，“所”释作“乃”。

    其二杨守敬《书学迩言》云：“宋之淳化阁帖，明代刻本甚多，又有王觉斯本，易为长折，亦不精”。考王铎从未刻过《淳化阁帖》，杨守敬所谓“王觉斯本”，“易为长折”实指用石较大的百泉本阁帖。

    其三《故宫博物院院刊》刊载：“（《淳化阁帖》）第三卷的晋谢庄书，其标题初拓完好，晚拓‘晋’字左、‘谢’字中稍损；第六卷末尾篆书‘吉’字中缺一竖笔它本均无。尾跋中‘宝墨岩’‘宝’字不损本为清初本。”笔者对照原帖原石，发现尾跋中“宝墨岩”的宝字原石至今没损，应是墨字不损本为清初本；第六卷末尾篆书是“年”字中多一竖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