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的命运是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运，国运兴则国宝兴，国运衰则国宝亡。

　　上世纪上半叶，甘肃出土了居延汉简等简牍，它们被称为20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之一。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居延汉简”，在抗战烽火中，经历了重重磨难，它的命运在所有国宝中最为惊心动魄。

　　简牍是历史上书籍不同阶段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中国人使用简延续了2000多年，东晋时还大量使用，直到东晋以后纸大量使用，简牍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京猿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居延汉简被人们称为20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居延汉简分为新旧两部分，人们通常将上世纪30年代出土的11000多枚居延汉简称之为“旧简”，将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近3万枚居延汉简称之为“新简”。

　　“居延”作为地名始见于《史记》、《汉书》，具体指甘肃、内蒙古交界处的额济纳河（张掖黑河）下游的嘎顺诺尔、索果诺尔一带。汉朝时为“居延泽”，设有居延都尉、居延县。汉朝军队在此设立抵御匈奴的长城要塞，是为居延塞。数百年后，随着汉王朝的衰亡，居延防线渐渐废弃了。

　　涉事地点：北京

　　当事人员：斯文·赫定、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

　　斯文·赫定企图独自考察，遭到群起反对

　　1927年，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设计柏林—北京—上海的航空路线。为此他来到中国作调查，这位因探秘古楼兰而闻名世界的考古学家，试图再一次寻找机会进入中国的西部。然而，他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

　　起初，斯文·赫定计划独自考察，结果北京的学术团体和学界名流群起反对，后经多方交涉，最终确定双方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双方拟定中英文协定十九条，计划赴内蒙古、新疆考察地质、地磁、气象、天文、人类、考古、民俗等，考察由瑞典资助经费。条文也规定测绘地图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以保护我国国防权。野外的采集品由双方研究、发表。凡有文字的材料归中国所有，交北平图书馆保管。

　　西北考察团的中方团员由中央观象台、地质调查所、古物陈列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组成。此次挖掘所得的其他珍贵文物被斯文·赫定带到瑞典，直至中瑞建交时才回到祖国。

　　考察团团长由中方徐炳昶、瑞典方赫定共同担任，另有我国科学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4人，学生5人，外援队员17人，考察时间定为两年。北京大学于1927年4月26日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涉事地点：居延，北京

　　当事人员：贝格曼、刘半农、马衡、沈兼士

　　汉简差点被带到瑞典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经过包头等地前往西北。很快就有了收获，考古人员在罗布淖尔的盐泽附近及吐鲁番拜城、交河故城进行了挖掘，但所得汉代简牍不多。

　　1930年春，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带领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居延海以南至甘肃毛目之间的额济纳河畔两汉堡寨、古垒、边墙等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的汉代竹木简书，即存世于今的“居延汉简”。

　　这次，贝格曼和其他的中国专家在这一带开掘了六十个区，其中二十一区有采集品，发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处，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木简版及有文字的物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约计一万四千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四个月才完成。

　　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典，但刘半农、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周养庵等众多著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因为在考察团出发之际，双方的协议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其他没有文字的文物则带回瑞典。

　　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

　　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国瑞典协定随即将简牍交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为研究和拍照方便，又将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涉事地点：北京，天津，青岛

　　当事人员：日寇、沈仲章、周殿福、徐森玉、汤麦

　　斯船长、吴景祯

　　汉简在刺刀的威胁下辗转多地

　　居延汉简正式整理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京后，将北大红楼作为转运站。

　　这时，藏在北大图书馆内的居延汉简的安全就岌岌可危。在这之前，故宫的文物及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都已抢运到南京存放，北大的大部分师生也撤往长沙避难，藏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看到许多日本兵来来往往，他十分担心居延汉简的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沈仲章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存放到北大图书馆后面的一个小胡同内，因为这里日军很少来。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负责“侦察”敌情，安排车辆。后来他们又把汉简转移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里，也就是徐森玉的住处，同时被运出来的还有居延笔的模型等文物。

　　沈仲章打算带这批木简到上海找北大有关负责人。走之前，将简牍运到德华银行保管。从北京先到天津。这段时间让沈仲章度日如年，他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厕所。天津下车后已经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更加提心吊胆。他清楚抢救出来的国宝存放收据以及他的全部财产的票据，就藏在头上戴着的破草帽里。车站上日本兵不时走动，刺刀几次挑落了草帽，查看是否可疑。最危险的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点刺伤了沈仲章的双眼，看着跌落在地上的草帽他只能装着不在意。

　　天亮后，沈仲章前往天津法租界，与随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授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位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来电报让沈仲章在天津待命，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这时日本人也察觉到他们的行动。一天法租界巡捕房的人跑来报信说，日本特工要来抓他。掩护沈仲章的韩七爷便派人更换地方。此后，沈仲章几乎每天都要换旅馆以防日本人搜查。

　　一个多月后，60多岁的徐森玉先生竟亲自闯过沦陷区辗转来到天津找到了沈仲章。他们决定让沈仲章负责将这批宝物秘密运到香港。这样，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简里面用木箱外面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当时盘查得非常严格，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

　　由于路途遥远且十分危险，加上日本人经常盘查往来船只，为确保安全，他们又将东西从瑞士商行取出来随身保管。在清华大学工作人员和许多群众的帮助下，摸索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成功避开日本人检查，安全上船。谁知，上了轮船，波折又起，船到青岛后，要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便临时停靠十几个小时。见此情景，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木简已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赶到码头时，托运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

　　情况异常危急，沈仲章当机立断给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而沈仲章则又在青岛停留数天，最后身无分文的他在一位宁波买办的帮助下乘船回到上海，后辗转前往香港。

　　涉事地点：香港，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

　　当事人员：蒋梦麟、傅斯年、许地山、胡适

　　汉简尘封美国25年

　　来到香港后，沈仲章才知道，汤麦斯船长和吴景祯先生都是十分讲信用的人，他们将装居延汉简的大铁箱，交到了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手中，蒋先生决定暂时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

　　有人回忆说，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拍照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最初，徐森玉向傅斯年建议将汉简从香港运往昆明，人们立即开始安排船只。徐森玉在香港与中航公司交涉船位，却一直没有结果，因为从香港到昆明必须绕道越南，为了安全又有人建议改运到菲律宾马尼拉。

　　这时，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香港的叶恭绰先生两度致电胡适，希望能安排汉简存放美国。7月12日，徐森玉又另外给胡适写信，详细说明居延汉简的颠沛流离过程。

　　胡适接信后非常感叹，他于7月31日复信叶恭绰和徐森玉，在感叹沈仲章在时事艰难的情况下，做出巨大牺牲，同时自责有负“典守”之责，最后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

　　1940年8月4日，汉简由香港启运，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30日，胡适曾给叶恭绰和徐森玉一信，报告汉简抵达及转交国会图书馆善本暂时保管的情况。

　　25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动地运回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扑朔迷离的“守护神”

　　在居延汉简的抢救过程中，有一个人的面目始终扑朔迷离，他就是沈仲章。这个人的身世、经历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料。实际上，众多的汉简专家也非常需要沈仲章的资料。

　　沈仲章不仅守护了汉简，更重要的是他与刘半农、沈从文、傅雷、徐森玉等著名学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这些学者的记述中经常提到他。

　　据现有的材料显示，沈仲章是刘半农的弟子，1934年6月19日，刘先生率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等人，前往包头进行方言调查。在长达半个多月的调查中，他们陪伴刘半农先生，进入阴山，去百灵庙，走大同，调查雁北十三县，一路上他们收录当地歌谣。由于工作特别劳累，7月7日到达张家口时，刘半农先生开始发烧，体温已升至38.5摄氏度，连夜回京，初误诊为感冒，到14日才确诊为回归热，但已难以挽救，于下午二时病逝。他陪同刘半农先生完成了最后一次学术调查。

　　《傅雷的遗书》中也提到了沈仲章，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施蛰存在他的文章《怀念傅雷》中也提到了沈仲章，他说：“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现有材料表明，沈仲章祖籍浙江湖州，热心公益事业，曾收集大量中国国乐的乐谱和资料，自己置办了录音室，也曾收集照相机和大量照相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曾是南京东路冠龙照相材料商店的职员并退休。1987年因肾衰竭去世。

　　◎王文元（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