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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谈宋明时期生活节奏:被控制在词人手里

2014/5/5 11:22:15 点击数: 【字体:

朱大可谈宋明时期生活节奏:被控制在词人手里

朱大可谈宋明时期生活节奏:被控制在词人手里

朱大可谈宋明时期生活节奏:被控制在词人手里

  现代中国人追忆宋代和明代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士人主导的社会,它的节奏被控制在“词人”的手里。帝国的时间被改写了。越过皇帝时钟的高大围墙,自主的文化时钟在悄然行走。

  乐曲是文化时钟的第一样式。但这并非宫廷和寺庙的礼乐或雅乐,而是民间乐坊和妓院的“淫乐”,也就是那种跟“词”结合的情色诗歌,其词牌结构时而短小,时而冗长,填词者可以据此调节时间的短长。演唱通常在大堂或密室进行。每一种词牌都是一种秘密的时间约定。诗和旋律在一起流动,抑扬顿挫,跌宕起伏。得意的官员和失意的士人,据此建构着自己的私人时间。

  这是一个幽闭的场所,诗意的空间在其间徐缓展开,灵魂和肉体获得了双重的满足。而时间是相对静止的,它爬行在女人的床帏、帐钩和枕衾上,然后在那里沉睡,把人送进时间倒转的梦里。八百年后,我们仍然可以从诗词的节奏里读到时间的秘密。它冻结在那里,示范着一种被仔细调校过的时间。

  此外还有其它类型的时钟。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道:“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缓慢的雨钟叙事。它是忧郁的象征,代表失眠、孤独和悲痛。灵魂像水滴一样,在绝望中孕育着微小的希望。而在晴朗的白天,巴比伦日晷将继续讲述时间的故事。孤独的晷针向着灼热的太阳,而它的细长影子在晷盘上缓慢爬移,犹如姿势笨拙的蜗牛。

  明代人发明的泡茶手法,成为文化时钟的第二样式。一盏茶的冲泡和品尝,是一种新的计量单位。明代士人的内在时钟,缓慢地行走在瓷器和肠胃之间,仿佛是一架利用流体原理的水钟。你甚至可以安静到听见水在体内流动的声息。茶桌的流畅弧线、纤细的靠椅、柔软的丝质靠垫、被微风卷起的窗帷、假山四周的垂柳、池塘里嬉戏的鸳鸯,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宁静的事物都跟茶盏结盟,汇入了延宕时间的细流。

  这两种时钟,都曾改变过中国人的生活。到了晚清时分,经过被复制和移植,江南园林和士大夫时间一起,成为满族皇帝及其家族的享用对象。在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帝国的时间变得日益缓慢,并最终脱离了时间的世界体系。但八国联军的火焰,焚毁了这种自闭的时间,迫使它跟世界再度同步起来。新的大英帝国时间体系,由一大堆齿轮传动装置所带动,雄踞在各地海关大楼的顶部,向所有殖民地居民发布时间的律法。而后,各种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计时器(便携式钟表)开始盛行。而另一方面,报时器也变得更加多样,它不仅来自海关大钟,而且也来自广播电台和有线高音喇叭。

  1949年以后,中国时间开始了第一次加速的进程。政治“大跃进”的时间体系,支配了全体人民,继而引发前所未有的灾难。晚近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的第二次时间加速,它把全体中国人送入了更加狂热的财经运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成为一种严厉的国家咒语,它点燃了国家和个体的物欲,令所有人都陷入疯狂的时间焦虑。

  中国式时间综合征的临床表达,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所有人都自我延展工作时间,而把旅游和休闲视为浪费,导致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第二,不断催熟儿童智力发育,从3岁起就开始了汉语、英语、美术、音乐和舞蹈的训练,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而令幼儿完全失去童真与欢乐;第三,把政绩跟市政建设挂钩,令全体官员都成为高速机器的推动者,而以粗暴的方式(如强制性拆迁和暴力城管执法),加快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这种加速运动的后果,只能是诸如高铁追尾之类的恶性事故。

  这正是所有慢时间开始受到青睐的原因。宋时间和明时间,并非是退回农业文明的理由,却可以治疗我们因时间过速而带来的诸多创伤。这是清醒者开始缅怀旧王朝的缘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速度经济运动导致文化退化,以致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就无法正确返回慢生活的时代。许多人甚至无法阅读当时的文献,更无法理解慢生活的逻辑和美学。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一些禁语课程开始走红起来。报名者被送进某座寺院,被迫禁语两周以上,而跟整个尘世发生临时性隔绝。这是强行放慢时间的精神疗法。另一种辟谷课程,则要求每顿只吃一个苹果、三枚红枣和七颗松籽。其中苹果每咬一口,则必须咀嚼81次以上,有的甚至多达120次以上。整个进食过程被严重放缓。而这种方式不仅改变了吞咽节奏,而且改变了整个日常生活的节奏。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介入——从口唇运动开始,“中国速度”的生活模式得到了矫治。

  然而,传统的道家疗法,只能修正极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却无法改变整个中国的时间程序。时间加速体系是一条巨大的贼船,一旦上了,就很难再度逃离,直到你被强制性退休为止。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样悲剧在重演:一个高速运转的个体,由于突然退休和刹车,造成机体衰弱或崩溃,而被疾病夺走了生命。这是急刹车所带来的精神/肉身的双重危机。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慢生活是最奢侈的愿景,它仅属于极少数能够战胜欲望的人。在这样的场景中,无聊、闲适、缓慢和无所事事,正在成为一种罕见的美德,它反对过度繁忙的时代,而向我们发出了心灵健康的劝告。慢生活是一剂良药,足以用来拯救一架在高速运转中崩盘的国家机器,以及那些为物欲而战的肉身。这是唯一的自救方案,此外更无其它出路。朱大可(原标题:朱大可谈宋明时期生活节奏:被控制在词人手里)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沈阳日报(20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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