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之一。《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记述，这时孔子已逝世70多年，因此《资治通鉴》不可能记述孔子的具体社会活动和他的诸多言论。但司马光认为，“仁者爱人”是治国安邦的最重要思想，所以在《资治通鉴》中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想。

    “仁者爱人”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非常广泛，从《资治通鉴》记载的大量这方面史实来看，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方面。

    其一，尊重人的生命。天生万物，以人为贵，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民族肤色，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所以“爱人”首先要爱护人的生命，这是仁的最重要体现。

    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刘英谋反，其死党王平、颜忠攀连上千人，明帝打算全部诛杀。侍御史寒朗冒死上书：“臣勘验罪犯，皆因重刑之下，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公卿朝议，陛下问以得失，皆颂圣德，及其归家，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但无敢对陛下言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明帝醒悟，亲自到洛阳审问，无罪释放千余人。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三月，文帝派遣新卫大都督屈突通往陇西检查牧马数目，查出隐匿马匹二万余匹。文帝大怒，将斩牧马官1500人。屈突通谏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产之故杀千余人！臣敢以死请！”文帝瞋目叱之，屈突通跪请曰：“臣愿一死，乞饶千余人命。”文帝感悟，饶恕了这些人死罪。

    隋炀帝时发生一起盗窃案，牵连2000多人，炀帝令全部诛杀。大理丞张元济勘验后，发现只有5人为盗，其余皆无辜平民，但不敢奏报，竟将2000多人“尽杀之”。后唐太宗谈及此事时说：“君臣不仁如此，何得不亡！”

    其二，关心百姓疾苦。百姓生存状况关乎人心向背，所以“仁者爱人”必须爱百姓，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长安一带蝗虫成灾。太宗在宫苑中捉到一只蝗虫，咒骂道：“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汝若通灵，当食我肺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太宗染病，急忙劝阻，太宗一口吞之。军民闻之，奋力捕蝗，是岁蝗虫不为患。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十月，京兆尹黎幹奏报秋雨连绵，庄稼受损。代宗命御史勘察，还奏“所损三万余顷。”但渭南令刘澡奏报境内秋稼无损。代宗怀疑：“霖雨不停，岂得渭南独无？”更命御史朱敖勘视，结果查实“渭南秋稼损三千余顷”。代宗叹息道：“县令，牧民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贬刘澡为南浦县尉。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驾部侍郎辛公义出任岷州刺史。当时岷州民俗畏惧瘟疫，亲情淡漠，一人有疫，全家躲避，因此染疫者多死。辛公义把染疫者数百人全部安置在州衙厅堂里，拿出俸禄请医买药治疗，并与患者住在一起，日夜观察疫情变化。月余，疫者痊愈，辛公义召其家人训诫：“瘟疫若相染不能治，我早死了。”此后，这种民俗就被改变了。

    其三，爱人重于宠物。金银珠宝、奇花异草、宝马珍禽，也许价值连城，但也不能与人的尊贵相比，重人轻物才能称为仁者。

    《论语》记载，孔子上朝时家里马厩失火了，他回家后问伤人没有而不问马。这件事被后人奉为仁爱典范。

    东汉光武帝刘秀一生手不持珠玉，外国进献名马，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值百金，他诏命“剑赐骑士，马驾鼓车”。

    北魏节闵帝时波斯国进贡狮子，他说“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命送归本国。使者以道远难以送达，于路杀之而返。有司奏请治其罪，他说：“岂可以兽杀人！”赦而不问。

    宋仁宗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春，京师大疫，太医要用犀牛角和药诊治病人，仁宗即命大内拿出珍藏的两只犀牛角，其一为“通天犀”，是无价之宝，内侍请求留下御用，仁宗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立命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