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发现中国》（创刊号）杂志。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以复合陶范铸造出鬼斧神工的青铜礼容器和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现，意味着这种新技术首先被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形态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绝对的打击能力，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确切地道出了那个时代国家之命脉所在。而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呢？

    对后世而言，“青铜时代”无疑是中国的黄金时代。王朝崛起与青铜时代的到来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以二里头国家为先导的中原王朝何以发达？何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扩张？怎么看待有铜器不做礼器、有大邑未成大国的陶寺？让我们回到“青铜”这两个字本身，去开始探求。

    合金与复合范

    众所周知，人类在艰难的生存发展之路上，最初是用物理的手段也即打击切割琢磨的行为，改变天然物质的形状等特征，制造出石、木、骨角和蚌质的工具、装饰品等。陶器的发明，则是人类最早利用物质的化学变化改变其结构成分的开端。金属器的生产和使用更使人类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先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现和利用铜的：在寻找合适的石料制做石器时，很可能曾将自然铜矿石（含有金、银、铁、镍等杂质）作为石料去打制、磨制成器，偶然体会到这种特殊的石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易碎裂剥落，可以锤薄甚至拉长，还发出悦目的金属光泽，可以悦人悦己。这大概就是自然铜最初被利用的情景。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又认识到将自然铜加热到一定温度可以增加可塑性，从而能锻打成稍复杂的形状。如果温度再高些，到l083℃左右，与当时烧造陶器的温度相仿佛，纯铜（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就会熔化，凝固后又能随容器凝成一定形状。这恐怕就是铸造的萌芽。

    纯铜质软性脆，虽然延展性能好，可锻可铸，但制成的工具刃口很容易钝。但当红铜和适量的锡或铅熔铸在一起，就成为我们熟悉的青铜（因为颜色青灰，故名），会变得坚韧、耐磨、抗腐蚀，金属光泽也更加持久。同时，青铜的熔点还变得更低，甚至可低至800℃，熔化的液态青铜还能较顺利地灌进模子里，从而铸造成各种形态复杂的器物。可以说，正是这种利用两种或多种金属经熔铸等方法合成的“合金”，为一个时代的辉煌铺就了道路。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鸮尊。 （南方周末资料图）

    但是，能够制造和使用青铜器，并不一定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各文明发祥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和标志也各不相同。

    从全球范围看，最早掌握了铸造铜器技术的，是大约公元前6000年前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先民；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是现今伊拉克一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那里的人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开始普遍地制造青铜工具和武器。

    从发明铸铜技术的时间上，中国却要晚许多——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柄青铜刀，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红铜、黄铜（铜锌合金）、砷铜和青铜互见，而不见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相应地，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比西亚晚许多（或许在千年以上），甚至关于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铜技术是否独立起源的问题，学术界也还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新密新砦遗址发掘出的一些铜质残片表明，至少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龙山时代晚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制造小件工具、兵器、装饰品的基础上，中国中原地区诞生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发明，这就是铜质容器和乐器的铸造。

    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是两个概念。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内模外范，才能留出空腔。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模制陶器的传统技艺使我们的祖先可以把一团团泥巴塑造雕饰得出神入化，以复合陶范铸造出鬼斧神工的青铜礼容器和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这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

    “前铜礼器群”的谢幕

    而陶寺，隐约透露出青铜文明的曙光，却又似乎错过了最为精彩的序幕。

    陶寺遗址目前已发现了4件小铜器。计红铜铃、红铜环各1件，含砷的铜齿轮形器和铜容器残片各1件。

    在陶寺文化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而陶寺铜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无独有偶，那片含砷的铜残片，发掘者也推测属于一件铜盆。它们的出现，说明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其后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

    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些铜器，可以肯定是陶寺人的本土产品吗？学界对此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这也是上文采用“可能”一词的缘由。

    一般认为，一个地区铜器甚至铜器冶铸业的出现，大致有这么几种可能的背景要素。一是当地没有掌握冶铸技术，产品系从外地输入，是否能催生出当地的铜器生产，则两说；二是外来的工匠带来了铸造技术，在当地生产出了铜器，当地人掌握了这门技艺，由是铜器生产起步；三是邻近矿藏的资源便利，导致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了冶金术，或在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刺激下，利用这一便利生产出铜器；最重要的，是动力问题——当地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是否有政治经济军事和生活上的需求，如果有，重于哪方面。

    我们看陶寺这几件小铜器的出土环境。红铜环发现于扰乱墓地形成的地层中，与其他地区出土的装饰品并无二致。铜容器残片则发现于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夯土中。铜齿轮形器的成分和形制都很特殊，随葬在一座中小型墓中，发掘者推测可能是臂钏一类的饰物。红铜小铃更随葬在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中，墓主人除了这件铜铃，别无长物。

    陶寺大型墓葬的礼器群以彩绘蟠龙纹陶盘、蒙有鳄鱼皮的木鼓和大型打击乐器石磬等为中心，被称为“前铜礼器群”，其中不见任何铜制品。这表明复合范铸铜技术在出现之初并未被用来制作礼器，未在该集团的政治生活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里头出土的铜爵。 （南方周末资料图）

    这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三代青铜文明的礼器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代河南嵩山一带登封王城岗和新密新砦出土的铜容器残片，则都可判定为酒器，是当时陶质酒礼器的仿制品，同时与其后二里头文化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群一脉相承。从简单的比照中，可以看出陶寺铜器的出现，似乎较为突兀，并不是当地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发展需求的产物，换言之，这一集团似乎缺乏制造和使用铜器的原动力。

    从资源上来看，陶寺集团应是有邻近中条山铜矿之便利的，但考古发现表明，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仅局限于汾河及其支流浍河两岸，不要说山西河南交界的中条山，就是盐池所在的运城盆地中部，都没有陶寺人涉足的痕迹。

    如此分析下来，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不排除外地输入或外来工匠在当地生产的可能，它们是否催生出了当地的铜器生产是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一群耽于享乐而不思开疆拓土的贵族。它的文明高度发达但却“不称霸”因而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青铜大潮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即将拉开之际，陶寺集团似乎没能与时俱进，而是守护着它带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前铜礼器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青铜礼器与“中国模式”

    耐人寻味的是，陶寺与二里头这前后两大集团的社会政治模式和影响力的不同，也恰好与其是否把青铜这种贵金属引入礼器系统相对应。青铜礼器与广域王权国家之间，有因果关系吗？如果有，又孰因孰果呢？

    与全球其他青铜文明大多首先把青铜铸造这一全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或日常生活不同，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的贵族阶层优先用这种贵金属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的兵器。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青铜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首先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提高日常生活品质的。意识形态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绝对的打击能力，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确切地道出了那个时代国家之命脉所在。青铜器在当时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这，就是当时最大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模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考古学家和汉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把中国的青铜时代定义为“青铜礼器时代”。

    如果说适于批量生产的廉价铁器用于农业、手工业乃至战争，直接催生出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并没有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又如何改变了公元前二千纪的中国社会的呢？

    考古学勾画出的图景是扩张：进入二里头时代，晋南一带“变天”了，随着陶寺等土著文化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具有二里头风格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开始登场。主流观点以夏县东下冯遗址（距著名的西阴村不过几公里）命名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认为文化的更替系二里头国家核心地区人民殖民所致。有学者认为其地方特色还很浓厚，仍应称为东下冯文化，但也不否认它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无论如何，二里头国家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涉足这一区域，是不争的事实。

    二里头集团和随后以郑州商城为主都的商王朝，都纷纷进驻晋南，设立了东下冯、垣曲古城等据点，他们干什么来了？进山西而取其资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

    有学者曾经从对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分析，推论中原夏商王朝的冶铜原料可能来自云南。考古学家基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考古学上没有这两地之间交流的证据。晋南则不同，位于中原腹地的中条山铜矿和运城盆地的池盐资源简直就是中原王朝身边的宝藏。与陶寺集团近铜盐之利而不取形成对比，大河之南新崛起的王朝文明却是当仁不让，山河阻隔，似乎没能挡住他们“进取”的脚步。

    此外，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也被认为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中在西陲地区营建的一处殖民据点。该遗址位于秦岭山脉的东部，长江水系汉水支流丹江的上游，包括铜矿在内的多种自然资源分布于这一带。同时，在丹江下游，与汉水交汇处附近又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连接丹江和汉水流域的这些地点，应是中原王朝西南方的交通线。由汉水及其支流再向南，即可抵达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武汉附近的盘龙城遗址，以二里冈时代商王朝在南方的重要据点而著称。外来者最早在此安营扎寨，大致在二里头文化晚期。

    这些中原王朝的据点因何而设？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二里头文化扩张的背后显然有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以外，为获取关涉国家命脉的铜锡铅盐等资源而进行的扩张也应该是重要的动因。而且，这种资源的获取，在当时也就是最大的政治。

    对此，刘莉和陈星灿教授有精辟的分析：洛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且肥沃的冲积盆地，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也有利于军事防卫，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自然资源。修建宫庙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石器需要石料；铸造青铜器需要铜、锡和铅以及用作燃料的木炭；维持本地区人民生存必须有食盐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难以在二里头周围的冲积平原发现，但是却可以在周围地区半径为20至200公里的范围内获得。城市中心的发展显然需要这些重要资源不断地向都城输送。

    二里头处于通向周围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中心位置，从这里可以沟通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许多次级中心或据点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而形成的。

    在索取资源的同时，王都也将各类礼器等身份地位标志向外赐予，不少地方亦主动借鉴，长城内外惊现二里头“酒礼”，长江上中下游刮起二里头风。二里头，成为东亚大陆首次出现的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国上之国”。

    从二里头到殷墟，青铜器的数量增加，体重和形体增大，从仅10余厘米高的单薄小爵到高1米余重800多公斤的大方鼎，意味着中原王朝国家对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到了商王朝的二里冈期和殷墟期，以商文明为主干，在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更大的青铜文化交流网，也带来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地方将资源和物资向王纳贡，而由王将作为身份地位标志的青铜礼器再向下分配，从而确立了对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

    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正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发展的成果与动力，更成为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奠定古代中国的基础。

    作者：许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