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③《景苏园帖》拓本(上右二)、《安素轩石刻》拓本(上右一)、《功甫帖》墨迹本(下右二)、《安素轩石刻》拓本与“墨迹本”叠影(下右一)

　　■ “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

　　书家在自然书写过程中，由于笔之新旧、大小、笔毫软硬，用笔的轻重、缓急、起伏以及墨量等因素的瞬息变化，在纸绢上往往出现诸如飞白、枯笔、锋毫聚散等丰富的笔情墨趣、节奏韵律。这对以刀代笔、把石当纸的刻工而言，恰恰是最大的难点，这也是衡量刻工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事实上，也是需要重点指出的，“拓本”中有一处十分明显的散毫处，即“苏”字末笔收尾【图③】，应该视为体现了母本墨迹的原貌的。具有丰富娴熟经验的刻工，往往有意识地虚化笔画轮廓，以避免过于分明，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速度，以及刀线的疏密、虚实、粗细、轻重等变化，力图接近原迹的笔墨形态。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翻刻者，对于同行的这一手法，往往也是心领神会，比如翻刻自《安素轩石刻》的《景苏园帖》，体现了尽量忠实于墨迹原作的刻帖准则。而“墨迹本”中则依廓填死，这一方面佐证了非据墨迹原作钩摹的性质，也泄露了作伪者于刻石特征的理解肤浅。

　　另外，“拓本”中“别”字右侧立刀，右上轮廓边缘显得不太分明，状若飞白、枯毫。这并非母本墨迹原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刻工刻得不够深，二是拓工拓包掩入所致。对于有书写经验的翻刻者，或可避免依样画葫芦，如《景苏园帖》。而“墨迹本”作伪者显然注意到了此处较为明显的斜角状凹棱，仍然依样摹写，无形中放弃了笔画应有的完整性与形态美，自然造成了令人费解的点画形态。也显示了作伪者于石刻拓本知识的片面理解。

　　■ “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

　　从“墨迹本”看，该帖钩摹者于书法用笔的理解比较有限，对于苏氏书法的特性掌握更欠娴熟，因此无法将“拓本”中笔画里所蕴含的复杂笔意表现出来。如“拓本”中“奉议”之“奉”字捺笔，一波三折；“别”字立刀，凝劲浑融；“功”字弯勾，饱满而有张力；“议”字长撇，上顾下盼，左呼右应；“轼”字勾挑，势如彍弩。这些用笔特征，恰是苏书受颜真卿影响的体现，这是苏氏书法重要的性格特质。而“墨迹本”中“奉”字捺笔，起笔过直，且撇、捺间的笔形近乎三角，气脉阻滞；“功”字弯勾，笨重呆滞；“议”字长撇，僵直枯梗，与下一笔的笔势更近乎直角，局促逼仄。这暴露了作伪者摹写时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木已成舟，倘再修整，余地显然不大；即便弥补，往往越描越乱，如“轼”字勾边缘，形神俱失。取势行笔缺乏贯通协同承应，正是“墨迹本”最大的软肋所在，也远离了坡仙书写区区九字书札时应有的一气呵成与气脉贯通，苏书特有的沉着痛快、凝重浑厚的笔性与气质更无从谈起。出现这些明显病笔，将之按在苏氏书法名下，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书法呈现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附加了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坏，与其母本是否原作墨迹有关，而拓工、装裱技术的高低亦与之相联。总之，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征，既难以达到自然书写的浑然天成，又无法还原原迹的庐山真面目。比如《景苏园帖》，虽然较忠实于《安素轩石刻》，但毕竟属于翻刻，故又“下一等”，即石刻味更浓，离苏字笔意又隔一层，尚无法与“下真一等”、从原作钩摹的鲍刻颉颃。即便如此，与“墨迹本”相比，仍绰绰有余，且在保存原作的笔画形态、用笔特征方面，比后者忠实可靠多了。至于“墨迹本”虽与《景苏园帖》一样钩摹自鲍氏“拓本”，但加以摹写过程中擅自发挥，掺入个人书写习惯，且时而显得漫不经心，其书离开苏氏的书艺特质和水准，更居“下下一等”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以双钩轮廓为基础的“墨迹本”，廓填时分别采用了钩填、摹写、杂以己意等多种手法，也就造成了与“拓本”间若即若离的令人费解之现象。需指出的是，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墨迹本”作伪者的“双钩廓填”技巧，与忠实于《诒晋斋摹古帖》的《刘锡敕》钩摹本相较，差距十分明显，用上引元人陈方“用墨不精，如小儿描朱耳”之评来形容，似乎也是颇为恰当的。

　　(二) 《功甫帖》墨迹本

　　鉴藏情况的辨析

　　因《功甫帖》墨迹本钩摹于晚清，故有关该迹的鉴藏、著录等相关史实的破绽与矛盾之处甚多，概析如下：

　　■ 《功甫帖》墨迹本并非安岐旧藏

　　苏轼《功甫帖》原迹最早见于安岐《墨缘汇观》，为安氏家藏十余件苏书之一。乾隆间系江德量家藏，后入鲍漱芳奚囊，珍藏于安素轩之中。鲍氏上石刻帖《安素轩石刻》之际，将“安仪周家珍藏”印一并摹刻，表明原迹为安氏旧藏，《景苏园帖》翻刻本也忠实客观地反映了该迹的传承与鉴藏史实。

　　安岐之著录一贯严谨详细，对重要藏家如项元汴之鉴藏印，甚至明末藏家张孝思(现所见其最早活动时间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见张氏题徐贲《蜀山图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清代曹溶(1613－1685)等收藏信息，都不会轻易略而不辑，而现所见安氏《墨缘汇观》所著录的安氏家藏《功甫帖》，不见项氏收藏讯息。

　　“墨迹本”另页中，钤有“子京”、“项叔子”、“槜李项氏士家宝玩”三印，为明代书画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所用。按照项氏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关于这三方印的谬误及真伪考辨，单国霖先生另有专文讨论。

　　由此可见，今见另页钤有制造项元汴旧藏假象的“墨迹本”，与鲍氏家藏并据以刻帖的那件安岐旧藏毫无关系，这暴露了作伪者并不真正了解《功甫帖》原作的递藏传承历史。而本幅出现钤有“安仪周家珍藏”印之情形，与《刘锡敕》伪本中作伪者疏于翻检古籍妄添安氏“无恙”印、制造安氏旧藏假象之性质几无二致。鉴藏史实的抵牾，同样是坊间分工作伪易犯的纰漏之一。

　　■ 《功甫帖》墨迹本中骑缝印的破绽

　　鲍氏刻本照原迹刻上了尚剩的“世家”半印，其后的翻刻本《景苏园帖》亦是如此，都忠实地保留了印迹在流传过程中曾因多次改裱而裁切的原始特征，但在“墨迹本”中看到此印未见裁切痕迹，与右上端“某某图籍”骑缝印不同，离原纸边缘尚有距离。这个破绽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作伪者显然并不明白原印应为四字方印，而非二字长方形印，因而为该印外轮廓努力接近“拓本”所刻印记以忠实于“拓本”，由此可排除钤盖时印泥不匀的可能，可以断定此印系从“拓本”中翻刻。“某某世家”，犹如“某某之裔”、“某某图籍”、“某某图书”等，都是唐宋时代此类文人印记的固定辞例，如“睢阳世家”、“宫保世家”、“忠孝世家”、“箕子之裔”、“三槐之裔”、“紫阳之裔”、“九龄图籍”、“孙氏图籍”、“黄氏淮东书院图籍”、“秋壑图书”、“淮阴鲍氏考藏”等，分别表示用印者的门第、里籍、家风、名号等寓意。作为定语的“某某”，即印主或印主的自谓，是该类印记的用印主旨，否则便失去印记的意义。这一细节泄露了作伪者离开原迹时代已经颇为遥远，对于当时的文人用印习尚与文化背景已经十分茫然，误以为二字长方印记而摹刻钤上，补足“配件”【图④】。

　　图④ 《景苏园帖》拓本（左一）、《安素轩石刻》拓本（左二）；《功甫帖》墨迹本（右一）、《安素轩石刻》拓本与墨迹本叠影（右二） 　作者供图

　　■ 《功甫帖》墨迹本的著录、鉴题辨误

　　“墨迹本”亦非如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事实上，《诒晋斋摹古帖》中并无该帖，更无李氏指出的米芾《道祖帖》(该帖当时珍藏于鲍漱芳“安素轩”)之史实。

　　“墨迹本”中，除许汉卿收藏印为其自钤外，包括上析“安仪周家珍藏”印，以及“世家”半印、三枚项元汴印在内，以及张镠(字黄美，明末清初扬州裱画师，为梁清标所赏，辽宁省博物馆珍藏传李成《茂林远岫图卷》中尚有其题署)、江德量诸印的出现，其手法与情形，当与《刘锡敕》伪本中出现的安岐“无恙”印、江德量用印之性质无异，应同属妄加或伪造，此乃作伪者之惯用伎俩。

　　“墨迹本”中款署“翁方纲”的题跋，内容出自翁氏《复初斋文集》，文字略异，然笔法生硬滞涩，貌合神离，笔者亦颇疑如《刘锡敕》伪本中江德量伪跋一样，摹写自某刻帖。其出处待查，亦冀有识者指出。关于翁氏书法、印章的真伪鉴别，单国霖先生亦另文剖析。

　　综上所析，“墨迹本”之制作时间，可定为鲍漱芳《安素轩石刻》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结语】

　　通过上文对《功甫帖》墨迹本与《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的研究，亦可获悉李佐贤所见《苏米翰札合册》中四札之两大来源：米芾《道祖帖》(现藏上海博物馆)为鲍氏旧藏，《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鲍氏《安素轩石刻》，鲍氏家藏苏轼《功甫帖》墨迹原件不知尚存于世否？米芾《章侯帖》(现藏上海博物馆)为永瑆旧藏，而《刘锡敕》伪本钩摹自《诒晋斋摹古帖》，永瑆家藏苏轼《刘锡敕》墨迹原件亦不知所终。

　　刻帖成风的晚清，坊间射利之徒的作伪亦如影随形、愈加猖獗。饶有意味的是，本文所析《刘锡敕》、《功甫帖》两件钩摹伪本，不正是前引“十万卷楼主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所言“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之实证么！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

　　【附：本文在研究、查找资料以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本馆同仁以及业内相关同行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报因篇幅原因，删去了钟银兰和凌利中研究报告首段“《刘锡敕》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全文、所有配图、注释请见“中国文物信息网”和《中国文物报》，或关注新民网和“新民演艺”微信。（原标题：苏轼《功甫帖》辨析成果公布：从法帖中双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