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景苏园帖》中《功甫帖》拓本(翻刻自《安素轩石刻》(左)、《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拓本(中)、《功甫帖》墨迹本(右)(图中所标黑线表示原纸右边缘)本版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者按】

　　有关苏富比拍品苏轼《功甫帖》真伪的争议成为了2013年岁末的文化焦点。媒体竞相引述上海博物馆观点，或刊载各类学术争鸣，却始终未窥全豹。

　　在2014年新年首日，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馆员公开发表了共同研究成果。本报第一时间辑录了这两份备受瞩目的“学术研究报告”，为连日来的争议提供完整的参考依据，也供关注此事的读者继续探讨。

　　“双钩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护原迹，以及易于传播流行、临摹学习等功用。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称于史。如宋濂(1310－1381)称：“摹书至难，必钩勒而后填墨，最鲜得形神两全者，必唐人妙笔，始为无愧如此。”(题虞世南《摹兰亭序卷》，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1535－1613)亦曰：“宋人双钩最精，出米南宫(米芾)所临，往往乱真。”(题《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古代法书名画尤其是唐以前墨迹，原作大都无存，故即便为唐宋摹本，往往可视为重要文物，甚至是国宝，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故宫藏)、唐摹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等。其中被视为国宝的唐宋摹本，一般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摹自真迹原作，二是善书名家亲为。如陈方所言：“钩填摹揭之法，盛宋时，惟米南宫、薛绍彭能之。盖深得笔意者，然后可以造化，否则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题陆继善《行书唐摹兰亭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沈荃(1624－1684)“加以善书之家，钩填精妙，几欲乱真”(同上)、董其昌(1555－1636)“下真一等”(题《万岁通天帖》)等精辟之论。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此，嘉庆间萧山文人王端履于其《重论文斋笔录》中曾就晚清钩摹作伪现象一针见血地予以揭橥：“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从法帖中双钩”，实属与上析唐宋依据原作钩填之性质同中有异的另类手法。兹以上海博物馆所藏苏轼《刘锡敕》伪本、以及今年于纽约所见的《功甫帖》墨迹为个中实例典型试作剖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本文拟将其中一种看法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图②《道祖帖》墨迹(左)、《安素轩石刻》拓本(右)

　　《功甫帖》墨迹本

　　与《安素轩石刻》

　　对《刘锡敕》伪本之研究，十分有助于对《功甫帖》墨迹的鉴别，二者且可相佐互证。这两件百余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墨迹，其钩摹性质竟如出一辙。

　　《功甫帖》墨迹，纸本，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许汉卿旧藏《功甫帖》墨迹现改为轴，据本轴许氏自跋，知应为其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其情形与手法犹如《刘锡敕》伪本，许氏也另行增添了其从英和后裔处所获的翁方纲《钩摹功甫帖》油笺本，以及款署“翁方纲”题跋，连同许氏本人题署，共计四页，合裱成一轴。

　　(一) 《功甫帖》墨迹本

　　钩摹自《安素轩石刻》

　　苏轼《功甫帖》被模勒上石，最早见于徽籍儒商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该石刻共计十七卷，系鲍氏自嘉庆元年(1796)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辑选唐宋明五十件，自嘉庆四年(1799)至道光四年(1824)，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龄、鲍氏二子治亭、约亭陆续精心钩摹上石。鲍氏家藏，多有名迹，如唐人《郁单越经》、李邕《出师表》、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楷书祭黄幾道文卷》以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行书春中帖》(亦名《与德孺运使书》)等名品赫然在列。而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著录、后为许汉卿如获至宝的米芾《道祖帖》、《章侯帖》两件名品均来自于鲍氏“安素轩”旧藏，且二帖皆经鲍氏辑选刻入《安素轩石刻》。需指出的是，鲍氏所藏，其间亦不免掺入少量赝品，评者如石韫玉(1756－1837)、张伯英皆有专门指出，如“盖嗜古而疏于赏鉴者”。然而，对鲍氏“唐帖临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复捃入，重墨宝也”之精神，以及帖中所收大量名品真迹之事实，则无不给予充分肯定，如“悉依墨迹，不参以石，其他所刻犹多，则不列入此编。鲍氏徽之盐商，寄居扬州，刻石均在维扬，洪杨劫后，石遂散佚，今全帙罕有矣”(张伯英语)。此帖之价值，可见一斑。光绪十八年(1892)，成都杨寿昌出资，星悟杨守敬(1839－1915)辑选古代法帖，刘宝臣手摹上石刻成《景苏园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其中苏轼《功甫帖》系从《安素轩石刻》中翻刻而来【图①】。

　　《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共收苏轼书作六件，其中有两件张伯英指出为伪，其余《功甫帖》《楷书祭黄幾道文卷》《与德孺运使书》及《与质翁朝散书》等四件皆真，历来不持异议。这四件原作墨迹中，除《功甫帖》不见传世外，另三件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处。

　　如前所述，古代摹本之佳者，皆“几欲乱真”。然而，钩摹者即便为“深得笔意”之名家如虞世南(558－638)、冯承素、米芾等，钩摹再精，亦只能“下真一等”。诚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题苏轼《新岁展庆帖卷》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换言之，凡摹本，其丰韵神采与母本相较总是见拙，尤其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石刻拓本与墨迹母本之间的关系亦然【图②】。以此检视《功甫帖》墨迹与《安素轩石刻》中所收《功甫帖》拓本，其间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即现在这件《功甫帖》墨迹(以下简称“墨迹本”)不是鲍氏据以模勒上石的家藏原作，而是钩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纵32厘米，横8.5厘米，以下简称“拓本”)。现举证简析如下：

　　■ “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

　　人们对于苏书的完整认识，是建立在传世可信的墨迹和早期刻帖善本基础上的。所见“墨迹本”失缺了苏书稳健浑厚特质，尤其是出现了种种非自然书写的特征，与苏氏书艺差距甚远。苏书的风格特征无论书法界还是书法艺术界，都是具有共识的，在这一层面上的对话，目前所讨论的“墨迹本”与传世苏氏墨迹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质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可以作出的判断，在此已毋庸赘述。为了比较简明地揭示问题，同时也是本文论题的旨归，因此，我们直接将“墨迹本”与笔者认定的母本作一些具体对比。

　　■ “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

　　“拓本”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脉相承。如“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议”字竖勾，“功”字弯勾等。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勾挑、“议”字长撇等，“甫”字左竖等，显得单薄枯梗，用笔以偏锋为主，失却苏书凝重饱满、沉着稳健特质，运笔的起止及提按使转处，多含糊不清、交待不明，反映出摹写者不知所措的作伪心态。“墨迹”本所显示的用笔风格属性，亦远不及后世承学苏氏家法的名家如欧阳玄(1283－1357)、牟应龙(1247－1324)、吴宽(1436－1504)等，其实这已颇可说明问题。

　　■ “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

　　因“墨迹本”显示出缺乏自然书写的种种特征，故墨韵神采、节奏韵律等皆黯然失色。撇开“墨迹本”中如“苏”、“别”等字外轮廓有明显廓填痕迹外，“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莫名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出现在“墨迹本”中。其蛛丝马迹甚多，兹举如下：

　　(1)“墨迹本”中缺乏浑然天成的牵丝来源于“拓本”

　　比如“拓本”中“苏”字中“鱼”撇与横撇间的牵丝，刻石者还是注意到了原迹中用笔的丰富变化保存了笔断意连之书写形势；而“墨迹本”中，状若枯枝，且行笔多处缺失承转呼应，尤其是不见用笔动作的左撇，显得单薄而孤立。另如“议”、“奉”、“甫”、“别”等字的牵丝，虽有一些粗细的变化，但其形态呈显了石刻味，透露了从法帖中摹写的特性。

　　(2)“墨迹本”中的莫名笔触来自石刻“拓本”

　　“拓本”中的石斑、石花、石裂——原本属石刻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反而在“墨迹本”中出现，如“议”字右撇长出的圆角、勾底的小裂口，以及“轼”字的勾、“奉别”之“奉”字长撇起笔处的形态失常等。甚至加以夸张，越描越乱，出现了正常书写一笔难以完成的线条状态，充分暴露了作伪者摹写的作坊行家特点。

　　(3)“墨迹本”中的不明墨斑源于“拓本”

　　“拓本”中“谨”字最后两横间的不明棱凹，“墨迹本”则处理成上下相连的墨斑，当为填墨者不明就里的结果，造成了两横间行笔的失去书写理路，线条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匀的质感与丰富而劲健的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摹写者的书法技巧，远不及刻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