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教育家，也是一位具有高超语言应用艺术的大修辞家。他既有丰富的理论思考和精彩论述，又有生动、有效的修辞行动。笔者借助《论语》、《礼记》、《左传》等文献，谈谈孔子的修辞之道。

    孔子的修辞之道，从理论上看，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 其一，从修辞形式与效果的关系上看，孔子主张慎言、寡言、讷言，反对巧言、游言，提倡名实相符的文辞、巧辞及口才。 在孔子看来，言不仅是交际的手段，而且与人的德、信等内在品质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他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不仅如此，寡言还是成信的手段，“故君子寡言以成其信”。（《礼记·缁衣》）寡言少语是信的表现，“谨而信”。（《论语·学而》）与此同时，他竭力反对巧言、游言，因为他认为这些会有害于德、仁等道德理想，即“巧言乱德”。（《论语·学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游言也是“大人”所不屑的：“大人不倡游言。”（《礼记·缁衣》）正由于言的复杂性，他主张在处理人与言的关系上，要“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日常言语表达应谨、慎，反对花言巧语。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孔子反对言语活动中对言辞的加工润色；相反，与上述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是，孔子明确地肯定了言语的才能和言辞的文采，即言说需要巧辞、文辞。首先，他认为言语形式与内容须相符，如子贡在回答棘子成时引孔子的话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只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其次，在文与质相符的基础上，孔子提倡巧辞、文辞，如“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因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由此可知，孔子对言语表达形式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而是以文所表达的质的内容是否有利于他的儒学价值观为先决条件。文与质相符是首要的，但当文可能害质时，他宁取质弃文。但如果能够“文质彬彬”，那么，就可以而且应该追求巧辞、文辞。

    其二，从言语交际的一般原则上说，孔子明确指出言语活动要注意特定的时间、地点、交际对象等因素，否则无论对表达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不利的。根据礼制的需要，他提出言语活动有一定程度的时机性，如“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他反对不顾时机地言说，如“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同样，言语活动要注意对象，这样才能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否则，“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对表达者来说，要注意这些原则。对接受者来说，也有同样的要求，否则就不免有胶柱之嫌，《礼记·檀弓·上》中曾子对孔子话语的误解（指“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即缘于此。

    除以上修辞理论层次的精彩论述外，孔子在实际言语活动中也践行着他提出的修辞理论原则，如《论语·乡党》中就有生动的记录：“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我们于此不仅看到了孔子对其修辞理论的生动践行，也是孔子言、行相顾的哲学思想的实际体现。（原标题：孔子的修辞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