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亿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 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认为，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底一层，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朱元璋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 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2013年第7期《书屋》张宏杰) （原标题：明朝的大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