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遗诏

  
 

    编者按

    近日，辽宁省档案馆展出了“康熙遗诏”，再一次引起大众对于雍正皇帝即位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一些媒体据此认为雍正矫诏篡位一说可予否定，这一千古疑案亦可就此破解。其实所谓“康熙遗诏”，并非首次面世，此次展出的遗诏的确具有较大文献价值，而自孟森先生以来，清史学界就围绕“篡位说”“继位说”展开了长期争论与探讨，至今却依然扑朔迷离，指望据此“康熙遗诏”盖棺定论为时尚早。究竟遗诏是如何出台的，在此历史疑案中起到何种作用？本刊特邀请清史专家对此进行梳理和解读。

    1、“康熙遗诏”与中国古代“遗诏”的特点

    其实所谓“康熙遗诏”，并非首次面世，除本次出现之辽诏，海峡两岸已存有四份。大陆所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所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档收藏者有二，一为满汉双语合璧“遗诏”（以下简称一档诏）。此诏书久已为学界所知，先后有王锺翰、杨启樵、金恒源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和介绍，并曾公开展出。还有一份仅有汉文、且无日期的版本（参见王锺翰《清史满族史讲义稿》）。台湾收藏同样有二，亦为满汉双语一份、汉文一份，其成书过程等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论证（参见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而本次辽档馆展出的诏书，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写成，蒙文遗诏属首次问世，对于文献学研究来说意义较大。但是涉及世宗即位本身，辽诏则很难起决定性的判断作用。

    要彻底说清本问题，必须先简单梳理一下，在中国古代“遗诏”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文件，为何“遗诏”在康雍交替之际受到如此重视。

    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中，所谓“遗诏”，一般是先君驾崩之时宣读的诏书，内容多为对其执政生涯的总结及对于新君的期许，当然，通常也会指明某某皇子继统为帝。而古时的遗诏并不严格等同于今天的遗书，很多遗诏并非皇帝亲笔，而是皇帝驾崩后大臣或新君根据皇帝生前意愿所拟。因此，所谓遗诏的真伪，关键在于它是否真实反映了先皇生前意愿。如是，则为真诏；如非，则应认为是伪诏、矫诏。最著名的矫诏事例发生在秦朝，秦始皇出巡暴崩于沙丘，赵高李斯二人传遗诏令长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自杀，命胡亥登基。古今史家皆认定其为矫诏。

    对历史上遗诏真伪之弊康熙本人心知肚明，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条（1717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记载了他对诸子的面谕，其中有：“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暓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预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然必须指出，他所说的多是自己过往的总结，并无任何宣布继位人选的记录。

    毫无疑问，诏书应该是皇位传递时至关重要的依据。但纵观中国历史，皇位更迭之际，因诏书真伪掀起的波澜并不多见。雍正即位可谓此中最为激烈者。个中缘由，又与清代的皇位继承制度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方式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总体上，以嫡长继承制建储最为普遍。一般说来，如果太子身份及早确立，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由其继位顺理成章。此时诏书所起的不过是程序上确认新君登基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太子人选未出现变化，而诏书所写有异，很难不引发朝臣的怀疑，与宗法礼制也不相合。因此，历史上如隋炀帝谋夺大统，便是设计先使文帝废除杨勇太子之位，再立自己为太子，以太子身份而非遗诏为继位依据。

    清朝初年，汉族王朝惯用的嫡长继承制并不符合满族传统。关外时期，满族多采八旗推选制，入关后，也多有平衡八旗势力等考虑。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甚至康熙本人都并非嫡长子，也不是以太子身份继位。康熙意图效法前代，于康熙十四年立次子胤礽为皇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五十一年发生了著名的两废太子事件，之后直至康熙驾崩，再无太子之立。在这种背景下，储位虚悬，并无法定继承人，遗诏才成为继位人选的决定性因素。

    2、“康熙遗诏”的出台与作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驾崩于畅春园。按雍正自己写成的《大义觉迷录》所言，康熙临终时将遗言宣付负责禁卫的隆科多，由隆科多传口谕，令雍正入继大统。据《上谕内阁》记载，三日后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谓遗诏，且只宣读了满文本。不管是篡位派或继位派的学者，都认同此做法的原因是：当时汉文诏书尚未写就，故不得不如此。而更有学者指出：康熙确曾用满文宣布了遗言，根据这个遗言，十六日暂时写就了满文草稿，但遗言并不利于皇四子，故此不能马上公布（金恒源《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关系》）。无论如何，从中可以证明一件事：即现存所有“康熙遗诏”，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后再行做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驾崩时，只有口谕而已。因此，这次三体文字合璧的辽诏，恐怕更晚于现存汉文诏书与满汉合璧诏书，据此定案说服力有限。

    而几乎就在雍正登基同时，各种怀疑、流言就接踵而至。康熙末年残酷的储位斗争，让各位皇子都难以接受既成事实。故各种说法真伪掺杂，纷至沓来，也给日后的历史研究造成极大混乱。此中流传最广者，即为改诏说。本次辽诏公开，很多人认为雍正合法继位的立论依据，其实在于根据它可以判断改诏说难以成立。

    所谓改诏说大致有二，其一较为流行，即“传位十四子”改“传位于四子”（参见《大义觉迷录》）或“传位第四子”；其二为“传位于胤祯（十四子名）”改为“传位于胤禛”（参见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实考》）。两种说法都曾引起学界辩驳，本次辽诏出现，很多人也从三种文字的写法来论证改诏为不可能。但实际上，无论诏书是以汉文、满汉文还是满蒙汉文写就，改诏说从逻辑与事实两方面本身就都难以说通。改诏一事风险极大，不论任何高明的写手，都难保不留下痕迹，容易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着风险改诏，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康熙曾公开表明自己已拟好遗诏，并宣布于某处保存。第二，诏书当于皇帝驾崩之时当众取出宣读。否则，根据前文所论遗诏的性质，则改诏不如重新制作一份诏书便利。康熙是于出猎途中突发疾病，至畅春园休息而突然驾崩，而任何史籍都没有言明已有遗诏。退一步讲，就算史籍都经过雍正即位后的修改消除了痕迹，也很难想象康熙出猎会随身携带遗诏。而三日后才发布诏书，不难看出雍正有时间有条件制作诏书。故而改诏一说，本来就于情于理难以成立。因此辽诏至多证明雍正没有改诏，依然无法成为判断雍正皇帝即位情况的关键证据。

    3、关于雍正即位的一点看法

    为了澄清社会上关于满汉关系、皇位正统性以及其他于己不利的种种流言，雍正七年，雍正亲自写了《大义觉迷录》颁布天下。其中有他对即位情况的自述：当时胤禛替代其父在天坛祭天，听闻康熙身体不适，屡次请求探视均未果。但十一月十三日，突于祭所接到召见通知：“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这段记载即为隆科多所传上谕，也是后来遗诏的内容。但对于它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京诸皇子中最后一个到达畅春园者，而当时，康熙已告知在场的诸皇子与隆科多，胤禛将即位为帝，只有他本人因晚到而不知。“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据此则他到后与康熙曾有一段关于病情的交谈，但其间康熙并未透露让他继位的意思。直至康熙驾崩后，方由隆科多宣诏告知。

    必须注意到，《大义觉迷录》颁布时，雍正帝所述的诸位见证人中，主要政敌阿其那（八子允禩）、塞思黑（九子允禟），以及传诏大臣隆科多等或已死或被圈禁，而允祥等乃雍正帝最为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见证人几乎不可能发表任何异议。故难以轻易判定其真实情况。而在这段记述中，最不合理之处当属雍正帝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继承皇位如此大事，所有在场人都被告知，唯独隐瞒当事人一人，过于不合情理。

    综上可知雍正自述中真假掺杂，很难区分。个人看法，实则在胤禛到畅春园时，所有人应该均未被告知储君情况。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康熙对储君难以定夺，弥留之际无法清醒思考。二是可能有过对胤禛继位不利的言论。否则如此大事，断无只瞒他一人之理。由此可见，隆科多才是雍正即位最关键的人物。关于隆科多的作用，篡位派与继位派也有过争论，孟森先生最先认为隆科多负责禁卫警戒，以重兵包围畅春园，诸皇子纵有异议，也迫于武力，难以抗衡（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而杨启樵先生提出，按照清制，禁卫为前锋营、护军营职责，隆科多掌管步军营，无此职权。他进入畅春园也是作为顾命大臣，单人前往，因此武力胁迫不太可能（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

    当然未进行武力胁迫，并不代表隆科多所传必定是康熙本意。总体来看，康熙恐至临终，皆未明确表示继位人选。当时希望最大的四子与十四子，一个代为祭天，一个出掌兵权。“唯祀与戎、国之大事”，很难推论康熙更加属意者为谁。同时，畅春园一病不起，实出康熙意料之外，很难对继承人做出思考与部署。因此隆科多成为权力天平中最重的砝码。隆科多本人身为国舅宗亲，经历了诸子夺嫡的风潮，非常清楚此事重大。十四皇子远在西北前线，假使皇位虚悬，在当时诸子觊觎皇位已久，且均广树党羽的情况下，难保不生大变。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皇四子胤禛登基，对稳定局势最为有利，不过也不排除两人间对此事曾有默契。经过史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辽诏的出现，远不能将此千古疑案辩说明白。事实上，不论雍正如何继位，现今已很难有决定性的文献证据出现。因为若证据有利，当时就会公布；如果不利，雍正执政十三年，必举全国之力彻底消除，不会留下把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