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战国初期，魏文侯以李悝为相搞变法，拜吴起为将拓疆土，秦之西河尽归魏国所有。秦简公、秦惠公屡欲夺回失地而未果，反被吴起攻入关中。秦孝公上台后，视河西被夺为国耻，颁布了言辞恳切、赏格诱人的求贤令：不论是外来客卿，还是本邦臣子，只要你有良策能让秦国强大起来，均可授予高官，列土封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后来成大事被封于商的公孙鞅才来到秦国。

    公孙鞅之所以弃魏投秦，是因为魏惠王既不了解他，也不看好他，更谈不上重用他，而秦孝公求贤若渴的诚意有望让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说起来，公孙鞅并非离开魏国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自武侯末，到魏国亡，期间有不少经世之才相继流失，如吴起、张仪、孙膑、乐毅、范雎、尉缭、信陵君等。这些胸有大略之人，在魏国或是被诬陷迫害，或是被排挤弃用，以致纷纷出走。

    想当年，魏国初立，土地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周边环境都不是很优越，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时期首位霸主，得力于魏文侯礼贤下士，重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并采取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魏文侯诚信立国、尚贤任能的事迹成为明君治国的一个经典样本，一向为后世帝王所推崇。

    战国时期最先崛起中原的魏国，对齐楚秦三强静则能制，动则能胜，其势远非其他诸侯可比，已初步具备平定天下的实力。吴起、孙膑、乐毅、张仪、范雎、公孙鞅、魏无忌等这些难得的能臣良将，都曾看好魏国，有心助魏成就大业。怎奈文侯的后继者未能善待他们，以致魏国百年霸业失去柱础和栋梁而破败。

    从朝代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来看，导致国家兴亡的原因非止一端，但根本的要素就那么几条，而且，起决定作用的通常是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发出的这声浩叹，不知警醒了古往今来的多少统治者。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潜书》用贤篇中指出：“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人才流失固然不是魏国灭亡的直接原因，但人才流失使魏国的运势由盛转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魏国失去的不是檩条和砖瓦，而是栋梁和柱础。如果吴起不被排挤出走，秦在军事上很难同魏抗衡；如果公孙鞅留魏变法成功，强盛的就不是秦而是魏；如果范雎不被诬陷逃离，“远交近攻”策略就会为魏所用；如果张仪能在本籍受到重用，魏国在外交上必定稳操胜券；如果信陵君不被疑忌弃用，秦国怎敢毫无顾忌地攻打魏国……

    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通过这样的推导，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高端人才的关键作用。秦国顺应历史潮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凭的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离不开人力和物力，而人力和物力的增强，仍然要靠广纳贤才。

    三国史学家谯周，在论及魏国灭亡的原因时说：“所谓天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魏惠王与齐威王比宝的故事，足以说明魏惠王重物轻人、“缓贤忘士”。吴起、孙膑、张仪、商鞅、乐毅、范雎、信陵君、尉缭这些响亮的名字，都曾影响过战国时局的走势，却未能得到魏国后继统治者的善待和重用，他们只好改投秦齐楚等诸侯国寻求用武之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魏国逼走他邦的高人都狠狠地教训了魏国一把。这也说明，人才的流失不是单向的加减法，其后果具有逆向迭加的效应。

    魏才秦用，魏衰秦盛，此消彼长，终至沦亡，教训殊为深刻。（原标题：魏才秦用与魏衰秦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