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揭盖工作则拖到了2004年夏天。当年8月，当一条保存完好的绿松石大龙出现在许宏面前，他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龙身长 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距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余，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你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在瞪着你。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

    确立大型片状有刃器

    为主体的礼玉制度

    除了绿松石，二里头也大量出土其他材质的玉器。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刀长达60多厘米，玉璋器高在50厘米左右，这些大型玉器，气势恢宏，前所未见。

    许宏表示，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从出土玉器的墓葬中随葬品组合情况看，大型有刃器中的玉钺见于所有的墓，玉刀也较多。较大的墓中都随葬三件有刃器，但各自的组合则不一致。小型柄形器的使用则较为普遍，可知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中，柄形器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一种祭器。”而大型有刃器的特点，则显示了它们的“身份”应该是礼器。许宏举例道：“在二里头文化中，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的钺很常见。这种钺一般称为戚。玉戚中又有一种璧形戚，或称为璧戚。整体近圆，中有大孔，齿状外弧刃，更富装饰意味而不适宜于装柄，应该是祭祀或礼仪活动中手持的礼玉。”

    他进一步强调，大型、片状、有刃，构成了二里头玉器的主旋律。“二里冈时代及其后，玉器更进一步趋向军事化和实用化。当烈火铸就的贵金属青铜被塑成温文尔雅的礼容器，温润可人的玉却隐隐地呈现出某种杀伐之气，‘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就这样被和谐地融入初期王朝金玉争辉的礼仪制度中。”

    绿松石龙头开商周青铜兽面纹先河

    关于绿松石龙形器的文化功用，到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随葬该器的高级贵族应为宗庙管理人员，“龙牌”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也有人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铃”并列对举，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是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意义。

    在许宏看来，绿松石龙头与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画兽面纹之间如出一辙的相似性，有力地证明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做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上的图案，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更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些纹样的主题大部分应是龙纹。随着早期王朝社会文化的整合并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原标题：二里头玉器初现戎马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