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夜感觉还比较“浪漫”，大家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贪婪地嗅着晚春旷野上散发着麦香的空气。有的男生还不时吼上一两句粗犷的民谣。下半夜则遭了罪，4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寒意袭人。

　　后来大家戏称这是为二里头贵族“守夜”。

　　神秘的大型绿松石器

　　随即，我们紧张而有序地清理着3号墓室。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靠上的器物开始露头，其中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我们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奇，根据以往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一般都有铜质背托。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较高，较为零星散乱，我们推测系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而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位于墓主人腰部附近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是黏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填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概念或清理经验。

　　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1毫米左右。这使得清理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大面积的移位，则以后不可能对原器进行复原。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社科院考古所李存信技师求援。李存信建议，即便他们赶赴现场，因条件限制，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好地揭取出来，最好是先整体起出，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　　 

　　于是，我们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在平面图上标示出已知的大致轮廓，准备好木板、绳子、钢丝、石膏等物品，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

　　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当然，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也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即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好在墓以下即为生土（未经人类活动扰动过的土），将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1米多、宽近1米的大箱，由6个小伙子吃力地抬上了吉普车，送回位于二里头村内考古队的住地。

　　到了住地，放在哪儿又成了问题。因为木箱内还有铜铃，恐怕会成为窃贼的目标。抬到二楼太困难，而一楼除了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值班室外，都无人住。于是有技工建议：“队长，还是先放到你屋里吧！”也只好这样了。20余年的考古生涯，我已不介意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前的死者“亲密接触”。就这样，这个二里头贵族与盖在他身上的那条绿松石龙与我“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它被运到北京。

　　“超级国宝”碧龙游出水面

　　由于北京的清理条件比我们队里好得多，我决定把大木箱运回北京。我们的吉普车费尽周折，才把大木箱安全送到了北京。

　　经过近两年的等待，到2004年夏天，专家李存信开始揭开箱盖进行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颇为不易。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也在瞪着你，仿佛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游出水面”。

　　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由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应黏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由铜铃在龙身之上这一现象看，可以排除龙形器置于棺板上的可能。又据以往的发现，铜铃一般位于墓主人腰际，有学者推测应置于手边甚或系于腕上，联系到墓主人侧身，而绿松石器与其骨架相比上部又略向外倾斜，这件龙形器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龙头部为何有一个略呈矩形的托座？托座上的图案究竟表现了什么含意？从绿松石龙头部清理出来后，我就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日，我凭印象查找曾看过的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画兽面纹。再次看到这一兽面纹，我不禁连连感叹其与绿松石龙头太像了。你看那面部的轮廓线、梭形眼、蒜头鼻子，甚至连鼻梁都是相同的三节，简直如出一辙。最具启发性的是从新砦兽面伸出的卷曲的须鬓，让我们茅塞顿开。托座上那一条条由龙头伸出的凹下的弧线，展现的不正是用绿松石难以表现的龙须或龙鬓的形象吗？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做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图案，则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因此，绿松石龙又成为解读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一国之瑰宝的一把钥匙。

　　由于3号墓位于宫殿区内，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轴线，且出土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墓主人身份也要远高于随葬铜牌饰的墓主人。绿松石龙形器或嵌绿松石铜牌饰都与铜铃共出，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是否与其他贵族有异？如是，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是乘龙驾云、可以通天彻地的巫师吗？

　　龙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