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沃石窟中的比丘惠生铭刻 资料图片

    无论是黄河边还是千唐志斋内，西沃石窟依然有着强大感染力。

    千唐志斋坐南朝北的仿古殿堂内，石窟东西向置于厅堂正中。

    自东向西看，最东侧是座单体摩崖大佛龛，龛内立佛一尊，高197厘米，形体修长，目光平视，面部残缺，仅左眼保存完好。颈细长，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稀疏，不甚流畅。袒胸，内着僧  支（内衣)，右臂上曲，右手似施无畏印，跣足立于低圆平台上。

    大立佛整体比例协调，但上部雕刻精细，下部粗糙，脚部尤其粗犷笨拙，且未留存题记，可证它的开凿时断时续。

    立佛向西，是四座浮雕仿木结构楼阁式方塔，自东向西，依次为一二三四号塔，四座塔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塔身随级数高低不等，塔身宽度自下而上递减，塔刹高耸。四座佛塔均大屋檐外伸，好像一个整体一样。

    一号塔共七级，高223厘米，底宽35厘米，每级都雕有佛龛，内有坐佛。

    一号塔东侧一层檐高处，有两层平面浅浮雕，雕着十几个供养人，他们皆头戴笼冠，褒衣博带，穿云头履，侧身西向，双手合十。一号塔下方有一则造像题记，题记左右两侧和下方，也都有供养人像，他们头戴高冠，褒衣博带，穿云头履，手擎一长梗莲花，左右相向，似缓步前进，虔诚礼佛。

    二号塔共三级，高112厘米，底宽34厘米，每级均是一佛二菩萨帷幔龛。

    三号塔共七级，高206厘米，每级佛龛多少不一。

    四号塔三级，仅刻出轮廓。高130厘米，底宽51厘米。每级都是一坐佛二菩萨龛。

    一号塔至四号塔周围崖壁，布满多层小千佛屋形龛、塔形龛、方形帷幔龛、尖楣圆拱龛，共计104个。一号塔与二号塔间，还有一较大屋形龛，龛内造像为一佛二菩萨，本尊释迦趺坐于方台座上，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二立侍菩萨，披帛着裙，双手合十。雕工精美生动。

    “从立佛和石塔的雕凿，可见西沃应属民间组织开凿，起初规模较小，又不断后续开凿，不太有统一规划，或者有统一设想未能完全付诸实施。如一号塔，不在浮雕摩崖面内，另行开龛，高度也超过摩崖壁面上端岩棚。四号塔仅雕出轮廓，塔下岩面却没题刻。摩崖浮雕西端在屋形龛中间，还留下高36厘米、宽60厘米光平岩面，显然是欲刻题记未及。”河南省古建研究所专家李中翔撰文道。

    惠生铭刻引起专家高度关注 

    摩崖浮雕的下方，有东西并列的两座洞窟，编号为一号窟和二号窟，均是在山崖上先凿出方形规整岩壁凹面，再开窟造全像。

    一二号窟雕刻技艺精细娴熟，善于利用有限空间和平面，表现众多的造像内容，深为专家称道，尤其一号窟，最大尺度仅165厘米的狭小洞室内，雕刻了三壁三幅11尊像，另有莲花宝顶、飞天等。

    一号窟又叫三世佛窟，洞口为下凹龛形，高170厘米，宽165厘米，窟外东西两侧耳龛内，高浮雕二力士。

    窟内东南西三面环绕宝坛，造像都在宝坛上。南壁释迦牟尼佛，残高110厘米，头部绕三重圆形头光，体外还有莲瓣式身光，着袒胸双领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台座上，右手似施无畏印。左右迦叶、阿难两弟子，拱手侍立，皆圆形头光，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再外侧，是文殊、普贤两菩萨立侍，他们高64厘米，皆尖莲瓣式头光，披帛遮肩臂，戴项圈，着多褶长裙，跣足，立于双层覆莲座上。

    窟的东西两壁，分别是过去世燃灯佛和未来世弥勒佛立像，左右各二菩萨侍立，格局形象基本相同。

    “一号窟造像组合与艺术表现，与龙门宾阳中洞十分相似，堪称宾阳中洞的缩小简化版。”原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美术史论家宫大中道。

    专家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继古阳洞之后开凿的第二个大窟，作为北魏皇家石窟，它是宣武帝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追福”所建，雕作完整、富丽堂皇，是艺术杰作。

    一号窟窟顶，为莲花宝盖藻井，宝盖中心是莲花，外绕四身飞天，皆头戴宝冠，披帛飘扬，手捧供物，双腿后曲，双脚裹在衣裙内。飞天之外，是在空中流动的鲜花与彩云，最外是莲瓣、流苏环绕。

    一号窟还有四段数百字的题记，透露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魏碑书体雄健峻拔，古拙质朴。

    温玉成，佛教考古专家、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1984年，他第一次进一号窟调查时，发现一号窟内有0.5米~0.9米厚的淤沙，清理淤沙时，出土了唐代“开元通宝”铜钱一枚，宋元间瓷碗瓷盘各一只。“作为一项水文资料，一号窟内的淤沙很值得注意，它似乎表明：宋元以后，有一次黄河洪水水位高于调查时（1984年8月28日）水位约七米。淤沙中混有石块，证明这些淤沙不完全是风吹进来的。”温玉成在《考察报告》中写道。

    这次进窟考察，温玉成还发现一号窟内有“比丘惠生”铭刻。他猜想，此惠生是不是西域取经的“崇立比丘惠生”？若是同一人，这个铭刻就太重要了。

    北魏洛阳佛事大盛，有佛寺500余所，派别众多，各自解释经典。在这种背景下，胡太后令崇立寺和尚惠生与宗教官员宋云前去西域取经。他们从518年至521年，历经磨难抵达印度，取回佛典170部，都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    

    此行促进了佛教昌盛，途经多国，还宣传了中原文化，促进了内地与西域各少数民族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惠生取经，是518年~521年。一号窟开凿，是525年~528年。惠生在西沃留有铭刻，是因为他的取经影响了西沃石窟的开凿？还是惠生曾踏足此处留下说法？这些，都是猜想。   

    温玉成在西沃石窟未找到更多与“惠生”相关的遗迹，表示“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号窟西侧即是二号窟，又叫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像龛。它是一方形龛，高宽均为96厘米，进深74厘米，龛内平面呈现长方形。南壁一坛，与上方帷幕构成帷幕龛，二号窟变成一个龛内龛。

    龛内龛中，释迦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结跏趺坐于坛上方座，头手皆残。二弟子立侍，圆形头光，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合十。再外左右四菩萨立侍，手持法器，披帛着裙。大小七尊雕像，皆近于圆雕。窟顶浮雕二莲花藻井。

    二号窟同样有造像题记和供养人像，雕造手法为通身浮雕，辅以阴线造型，形象生动。

    “二号窟，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合为一铺的造像组合，在中原地区北魏造像中，尚不多见。”宫大中道。

    石窟造像尽显世俗化格调 

    北魏洛阳，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山野黎庶，无不热衷佛事。据洛阳水泉石窟摩崖题记记载，至明帝时，单洛阳周边五县内，“合大小像三万八千一十六区，佛经一千卷”。数量巨大的造像，把石刻艺术推向新高峰，体现出以汉文化精神为核心，兼容外来文化因素的时代审美特征，集中表现出大气、精美、敦厚、兼容美学风范，学术界称“龙门风格”。

    从文化内涵上讲，龙门风格是汉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后，表现的一种以我为主的审美意识；从范围上讲，涵盖北魏洛阳地区，包括西沃石窟在内的所有佛教石刻作品。

    洛阳一带，北魏时期出现诸多义邑窟，其中“西沃石窟造像以中国化、世俗化的格调和纯熟洗练的手法，代表了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此期佛教石窟艺术已彻底完成了汉化过程，其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特征，为确认北魏末年石刻艺术形式，提供了年代学上的依据。”

  一号窟题记中有段话：“……名匠造石窟一区，建功孝昌之始，郊就建义之初，容相超奇，四八尽俱，菩萨森然而侍立，诸天飞腾而满迹，观之者不觉玄光西移，鉴之者曦影以慕。”形象阐释了佛教造像的形制、艺术要求和审美理想，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用一连串生动语言指代几个重要的美学概念，把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过程准确地叙述出来，在洛阳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洛阳理工学院教授贺玉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