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1119年～1225年）之后，由于帝王恩赐或群臣营私偷窃，使不少宫廷收藏之藏品流散于士大夫或商贾手中。

    当时，私人藏书已成时尚。如北宋著名学者宋敏求，个人藏书达3万卷，当时很多人为便于向他借阅，纷纷搬到他家附近居住，使其地房租比别处高出一倍。宋初名人姚铉，藏书极丰，且多异本，他曾组织书吏抄写图书，将唐人文章分文别类，编成《文萃》100卷。

    在社会风气驱使下，北宋兴起了饱学之士藏书、文雅之士好书画的风尚。以《资治通鉴》名垂后世、有“册读之渊林”美誉的司马光除本人藏书异常丰富外，在著述时也参阅了大量的国家及私人藏书。他居洛阳期间，曾购田20亩,建“独乐园”，内藏文史书籍万余册，又置“读书堂”，辟精善图书5000卷，还得宋神宗赐书2400卷，以资著述。他不但喜爱藏书，也极爱惜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他必设案以曝书脑，阅读时以空手捧书。

    北宋古玩收藏异常活跃。大相国寺万姓交易中，文人士大夫颇为活跃，其买卖商品多为书籍、图画玩好和文房四宝之类。据朱弃《曲洧旧闻》载，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就曾在这里买得一本宋代大史学家宋祁写的《唐诗稿》手稿：“黄鲁直（即黄庭坚）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即宋祁）唐诗藁一册，归而苏熟视之，自是文章日进。”又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载：“上官极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一幅。”著名诗人梅尧臣游相国寺买得翠玉罂一枚，即兴赋诗一首，喜不自胜。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游相国寺，质衣购买碑文拓本。

    收藏之风由先秦以来，主要作为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到宋代已演变为以玩赏为目的，以显学识高下。当时士大夫也竞相收藏，出现了为世人所习知的欧阳修、赵明诚、米芾等名重一时的收藏家。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定年代，辨别款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大书法家米芾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除上述一些大收藏家外，收藏百余器或私珍者也为数不少。

    随着私藏之风的盛行，随之而来的是对藏品的研究，古代文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古玩变为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考订相结合的学风，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知名的有刘敞的《先秦古器图》，欧阳修编著的《集古录》（十卷），王黼等著录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以及《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当时文物分类、藏品的登录等项目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第一次全国性“收藏高潮”之所以出现在北宋开封，与北宋时期的“盛世”和北宋京都开封这座当时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不无关系。北宋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在这一时期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与不自觉地表现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北宋时期开封是全国政治中心，被描绘成“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开封城也是文化中心。太学是最高学府，崇宁期间最盛时学生达到3800人。太学之外，还有国子监、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画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开封府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商业非常发达。据文献记载，仅在官府登记的商贩就有6400余户，此外还有走街串巷的零销商人。城内有定期集中的交易市场，相国寺是最大的交易市场之一，每月开放5次，每次参与交易的商人达数万人，主要出售与生活相关的商品，如杂物、书籍、笔墨、字画、碑帖、药品、土产等。当时开封还是一座国际性贸易都市，日本、朝鲜、印度、越南、阿拉伯、南洋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大都是开封客商。

    北宋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北宋重视文化，重视培养士人的文化素养，出现了一批对中国文化事业有贡献的作家、诗人和文学家。北宋时期的词和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声誉。北宋绘画艺术也达到了较高阶段，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不足，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除此之外，北宋工艺品如瓷器、宋钱、宋绣和汴绸等，更是奇妙绝伦，其他如漆器、雕刻、铸造和印刷等工艺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北宋收藏高潮的又一根源在于其吏治中的“冗官”现象。为使赵宋王朝长治久安，彻底消除“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分裂隐患，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缓和内部矛盾的措施，设置闲官就是措施之一。961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夺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一批较有影响的禁军将军的军职，逐步使这些昔日权威成为不务实事的闲官。为杜绝藩镇割据的重演，宋王朝规定被征服地区的知州、通判都由中央派文官充任，这样，存在不少闲官的同时，合格地方官员又显不足。宋太宗一即位，立即大规模地扩大科举，增加及第人数，以满足政权建设需要。他在位22年，科举取士4500多名。至宋真宗时，行政机构已趋完备，其规格大致已定，但官吏选用之门仍扩大不已。宋仁宗一朝十三举，先后取士1.45万余人。宋王朝如此大规模地选拔官吏，加速了闲官队伍的膨胀，给宋朝政治带来了无法克服的新矛盾。北宋中后期，冗官现象进一步加剧，宋徽宗时期愈发严重。从仁宗朝开始，不少官僚建议裁汰冗官，限制仕进人数，但这些建议始终未被接受。相反当政者采取扩大闲官队伍的办法，以图缓和“官多阙少”的矛盾，“朝臣待阙京师者甚众”。由于吏治腐败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使许多朝臣无心于朝政，“闲官”有更多闲暇时间玩赏风物，在古玩收藏上穷其心力，把玩古物以寻求精神寄托，以致逐渐影响到更大范围的群体，扩散到黎民百姓成为一种风尚。

    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开封段黄河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历次黄河水患使开封数座古城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随着黄河水的一次次涨落，大量宫廷和民间收藏品被掩埋在地下，给收藏活动带来灭顶之灾，但人们却从未放弃过收藏。公元前225年，王贲引鸿沟水淹大梁，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城市魏都大梁成了废墟，开封城逐渐衰败。在金代黄河向南大改道之后的近千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其中大水进城7次。无数的名人古迹被冲毁或埋于地下，明朝尚有的夷山、艮岳、资圣阁、金明池、州桥等全被埋于地下，铁塔基座被埋于地下。经历了如此的黄河水患，开封历代收藏品得以保存和传世主要是靠难民携带藏品流落他乡和通过地下深埋而得成。虽然遭到了屡次挖掘，开封的地下文物数量仍然不少。

    1981年5月中旬，开封市园林部门在潘家湖清淤堆岛施工中，发现古建筑用的方八砖和朱砂红帘子篾。经过考古人员20多天的发掘勘探，开封地下城摞城的面纱终于被揭开：现在的开封城下面叠埋着6座古代城池。这6座城池自下而上且依次距地面下深度分别是：战国时期魏国大梁城（10余米），唐代汴州城（10米深左右），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东京城（约8米），金代汴京城（约6米），明代开封城（5～6米深）和清代的开封城（约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