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故宫”之称的焦作武陟嘉应观因何而建？是为了镇河，还是为了彰显雍正的治河功绩，或者是为了安置雍正的皇叔牛钮而建？史书上的三个牛钮，是否为同一人？诸多谜团，深藏在嘉应观内。

历史遗迹

    一、治河能臣的方案被康熙搁置

    康熙六十年九月，当左副都御史牛钮来到武陟秦家场的时候，望着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倍感压力。

    一个月前，黄河从这里决口，淹没新乡、彰德、卫辉，经卫河入海河，直逼津门，震动朝野。深谙黄河之害的康熙命牛钮和侍讲齐苏勒、工部员外郎马泰一起，前往武陟治河。陪同他们的还有大学士张鹏翮及牛钮的得意门生陈鹏年，二人都是当时的治河专家。

    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交界处，是地上悬河的起点，又是沁河入黄处。历史上，这里曾决口过上百次。牛钮知道，19年前，康熙曾带领几个皇子，来沁河口视察水情。

    牛钮此次前来，实际上只是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治河的方案，早有康熙“圣谕”，即让黄河入沁河河道，经运粮河北去，在天津入海。不堵决口，看上去省钱省工，但到底是否可行？

    向地方官员河南巡抚杨宗仪、河道总督赵世显宣读“圣谕”时，牛钮已经意识到，这并非根治武陟黄河水患的根本。根据自己多年治河经验，牛钮提出了修改方案：第一，在黄河南岸的滩区和邙山脚下，开挖引河，分流河水；第二，在六月初五之前堵住秦家场决口；第三，修筑大坝，将沁河口限制在姚旗营与草亭之间。

    牛钮的方案，其中引河与堵口部分得到张鹏翮、陈鹏年、杨宗仪等的支持，而建坝部分，只有齐苏勒支持，陈鹏年等则强烈反对。牛钮上报康熙时，也只有引河堵口工程得到康熙的批准，建坝方案则被搁置起来。

    二、“抠门儿”雍正为何斥巨资修观？

一处历史旧址

    堵口工程完工后，黄河回归故道，但并没有驯服多久。很快，黄河又在詹店、魏庄和马营口决口。已取代赵世显成为代理河道总督的陈鹏年，在马营口决口时吃尽苦头。马营口四堵四决，吃住在工地的陈鹏年大受挫折，在雍正元年正月第五次堵口成功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意识到，不修建一条大坝，没有办法逼迫沁河水南迁。临死前，他上书雍正，赞同牛钮修坝的建议。

    治水专家认了错，这让雍正认识到牛钮建议的重要性。他登基后，立即任命一贯支持牛钮治河方案的齐苏勒为河道总督，任命嵇曾筠为河道副总督，调离反对修坝的杨宗仪离开河南，任命石文焯为河南巡抚，会同牛钮修坝。

    雍正元年秋汛时，刚修成的大坝经受住了黄河、沁河的考验。之后近300年，再无决口。

    大坝修成并起到功效，雍正亲书“御坝”并刻碑。在修大坝时，雍正还下令修建嘉应观。据嘉应观导游李娟介绍，雍正在登基前，曾奉康熙之命负责武陟堵口河工。他曾许诺如果堵口成功，将在武陟修建总龙王庙。

    登基之后，他不顾国库亏空，拿出288万两白银，兑现诺言，在现在的焦作市武陟县东南10多公里处黄河畔修建嘉应观（嘉应观即为龙王庙）。而288万两白银占了当时国库白银的三分之一。

    雍正为何会舍得花这么多钱修建一座龙王庙呢？

    要知道，雍正为解决西藏红、黄教之争，为达赖喇嘛修建的行宫恵远寺庙，也才花了45万两白银；为笼络汉人而在孔府修建的大成殿，也不过花了115万两白银。

    雍正是比较务实的，说难听一点，是一个“抠门儿”的皇帝，但就是这样一个“抠门儿”的皇帝，却修建了一座嘉应观。负责治河的雍正，难道相信一座龙王庙就能镇住泛滥的黄河水？

    三、雍正修嘉应观的多重政治目的

一处曾有的庙院

    武陟县原文联副主席王小片说，修龙王庙与修坝是同时进行的。修龙王庙由齐苏勒负责，而修坝则由嵇曾筠协助牛钮进行。

    从《清宫秘档·雍正年奏折》中，王小片查到了雍正的批示：在雍正三年二月龙王庙建成时，河道总督齐苏勒上书雍正，请求为龙王庙赐匾开光，雍正在写下“由钦天监择吉日开光”的批示后，还另加了一句“作为河道总督，为何不报河工备料事宜，奈何忽略如此”。

    这另加的一句话，已显示雍正并不迷信，在他心里，修龙王庙并非治河的根本。

    在河道副总督嵇曾筠给雍正关于修建御坝的奏折的批复中，雍正写道：“天下第一要紧者，此处工程也，当尽心尽力而为之。”对于修坝与修庙二者哪个重要，雍正在批复结尾处写道：“凡事应先尽人力而后求天命。”

    王小片分析，实际上雍正把修庙与修坝的关系摆得很清楚，“修庙不过是哄人罢了，而修坝才是治理黄河的根本”。

    既然如此，雍正又为何要大动干戈地修建一座龙王庙呢？

    从信仰上来说，嘉应观供奉的是道教偶像，而满洲贵族信仰的则是佛教，雍正皇帝更自称为佛门弟子中的“大掌门”，修嘉应观实际上是与他的信仰相悖的。

    修建这样一座庙宇，有人认为，雍正是有良苦用心的：作为被风传靠“夺位”登基的皇帝，他需要更多的政治资本来巩固自己的帝位。在未登基之前，他受康熙之托负责武陟治河，并成功地堵住了四次决口。他建嘉应观的目的，是通过嘉应观向世人展示他的治河功劳。雍正五年黄河水清2000里，持续26天，天降祥瑞，雍正喜撰《圣世河清普天同庆谕》，写下《告河神祭文》，还派人到嘉应观立“黄河水清碑”，更显示其即位的人神共许。

    另一方面，雍正似乎也有意通过嘉应观昭示天下：大禹以河工王天下，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做到，这成为大清可以做“华夏之主”的理论根据之一。

    四、嘉应观难道为雍正皇叔而建？

考证雍正修庙的原因，王小片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雍正修嘉应观是为皇叔修建的。

    王小片所说的皇叔，即是违抗康熙圣谕治河的牛钮。

    出生在御坝村的王小片，先祖为筑坝的河兵，他从小就在村中听过传说，称嘉应观的第一位道长是“皇道长”，为雍正的皇叔牛钮。

    雍正是否有一个叫牛钮的皇叔？王小片通过查《清史稿》发现，顺治八子中，确有牛钮之人：在《皇子世表》中，有“牛钮，世祖第一子，早卒”语；而在《诸王传》中，则有“庶妃巴氏生牛钮——牛钮、奇授、永斡皆殇，无封”语。

    这两条记载说明，雍正确实有个皇叔叫牛钮，但这个牛钮与治河的牛钮及嘉应观第一位道长牛钮是否为同一个人呢？

    王小片说，查遍《清史稿》，他也没有发现顺治皇子牛钮与治河的左副都御史牛钮联系在一起的文字，但有一些疑点，似乎能够初步证明，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

    治河的牛钮，在武陟河工中，功列第一，但在《清史稿》中，其他参与治河的朝廷大员均有传记，唯独没有他的传记。

    而在《豫河志》中找到的《牛钮小传》中，开篇即说“牛钮谙练河工”，只写其在武陟的治河方略及功绩，却无其出身籍贯等内容，这实在让人奇怪。

    这个治河的牛钮，在王小片看来，似乎是凭空蹦出来的，史料既没有交代其出身来历，也没有交代其去向终年。

    结合《清史稿》中对于皇子牛钮的“早卒”及嘉应观第一位道长的传说，王小片认为，治河的牛钮就是皇子牛钮，其是顺治与宫女巴氏所生的第一个皇子，在宫廷斗争中，母子被赶出宫。而皇子出宫，称“夭折”，成为惯例。

    出宫的皇子流落到武陟，在康熙视察武陟时，与康熙相认，但不愿进宫；在康熙老年时才出来帮助治河，所以一下子就做到左副都御史；雍正即位后，出宫的皇叔已无法恢复身份，也无法再在朝廷安置，就建了嘉应观，为其最终归宿处。

    “要不然，嘉应观为何要建成故宫的模样，而且还要在中大殿绣65幅龙凤图，只有皇家才享有这样的待遇。”王小片说。

    五、雍正皇叔和治河能臣之间的谜团

    至于嘉应观的第一位道长是否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为雍正皇叔牛钮，已无法考证，而根据庙内碑记可考最早的道长为王宗仪，其在咸丰六年以前已是道长；再往前考证，根据《嘉应观香火地亩数目清册》记载，在乾隆五年四月有张敬远买民地二十八亩，这个张敬远可能是最早的观内道士了。

    另查《清史稿》，除了顺治早死的皇长子牛钮外，还有四处提到牛钮，其中“（康熙）二十一年秋，诏许致仕……命讲官牛钮、陈廷敬传谕”，此处所讲的牛钮姓赫舍里，生于顺治五年，卒于康熙二十五年，是康熙九年的进士，官至翰林院掌学院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述有《日讲易经解义》，似乎不是顺治的皇子。

    而另三处讲的却是治河的牛钮，这个牛钮为满洲正白旗人，姓他塔喇，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二年七月。从文字记载上，我们无法判断这个牛钮是否为雍正的那位皇叔。

    据介绍，他塔喇牛钮是以八旗官学生补工部笔帖式，开始进入仕途。在康熙三十八年和五十年北运河两次发洪水时，得到康熙重用；并在康熙五十九年擢左副都御史，此后派到武陟治河；雍正七年三月，曾被告发在监修武清县筐儿港堤工时向人索贿，遭到雍正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