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陈正雷率众弟子在陈家沟祖祠练拳。“文革”时被划为“黑五类子弟”，陈正雷直到1973年才能公开表演、比赛。近三十年里，他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国外教拳。像他一样在国内外教拳的拳家，陈家沟“不下60人”。 （沈翔/图）

    “打太极拳不犯法了”

    1958年，陈照丕回家这一年，陈正雷9岁，陈小旺13岁。陈正雷的父亲陈照海跟陈照丕是亲兄弟，都是陈登科的儿子。陈照海在1945年前是温县保安大队队长，掌兵权，参与抗日，一直到日本投降。共产党在当地成立政府后，陈照海写了一个报告，和***一起，交给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便出门到郑州去经商。

    1949年郑州刚解放，陈正雷出生在郑州。“那年阴历十月，我四个月大时，有人去叫我父亲，说你回去到县里把你过去的事说清楚。他说，我已经把枪交了，材料都写得很清楚了。郑州很多朋友都不让他回去，还有人让他去台湾，他说，我又没血债，而且也没参加三年内战，我怕什么？”

    没想到一回去就被关进了温县城法院。陈正雷的妈妈听说丈夫回不来了，找了个毛驴，把行李服装一装，包着四个月大的陈正雷就送回了陈家沟。陈父捎话说，要看看孩子。“我父亲大我五十岁，我们家乡有种传说，如果是老来得子，看到后他要咬掉一个手指头。”家里人担心他咬掉小正雷的指头，没送。

    陈照海被关进去一年后，赶上大镇反。“当时的政策是，只要保长、宪兵连长以上的，统统枪毙。结果，拉出去就崩了。”回忆这段往事，陈正雷心下黯然：“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

    陈小旺的父亲几年后也遭遇不幸。张蔚珍说：“他是1955年被逮捕的，四五年后，死于狱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太极拳成了大毒草，陈家祠堂被拆，祖宗牌位被砸。74岁的陈照丕被扣上一堆帽子，翻他跟国民党的旧账，一起练拳的人，被批为“搞小集团”，搞家族、宗派组织，说他们“夜聚明散”。

    “我是村支书，成了走资派；斗陈照丕，抓到公社批斗多次，老先生实在受不了，跳井自杀了，井水浅，没淹死，又把他抢救上来。开始王西安还是一般群众，在生产队开小机器，当技术员。”张蔚珍的村支书当不成了。陈照丕遭的罪更大，1967年初春跳井自杀不成，虽然被救起来，但是脚被井底的竹筒尖尖的斜茬刺穿。因为他是批斗对象，大队卫生室的医生不敢给他看病，陈正雷和陈春雷跪在医生面前求情，医生经不住，让他们回去用先盐水洗一下，等到晚上，才拿着碘酒偷偷去给他擦了包住。结果，没消好毒，陈照丕瘸了一年多。即便一只脚不能挨地，膝盖跪在凳子上，老先生还要讲太极拳。

    从那时起，陈照丕把太极拳编成了语录拳，一边练一边唱。崔春冬记载了这段故事：“红军不怕远征难”，太极拳起势；“万水千山只等闲”，“嗵”，一个金刚捣碓。

    在毛语录的庇护下，人们又开始练拳。村里的批斗会也照开。陈正雷和陈小旺为了避人耳目，只能偷偷跑到乱坟岗苦练。

    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张蔚珍说，“过去没当过国民党，就是历史清白的。当过了，跟政府交代过，就是历史清楚的。”当时，给陈照丕数出四条罪：第一是地主；第二条伪国术教官；第三条，在国民政府教推拳时，他们集体参与入过国民党；第四条参加过还乡团。

    陈照丕好不容易熬到1968年落实政策，老爷子平反：参加国民党这些事，都交代清楚了。参加还乡团，没有的事。

    这一年，张蔚珍又当上了支部书记。

    一天早晨，陈照丕去问张蔚珍：“你说太极拳我还敢教吗？”张蔚珍想了下，说：“太极拳是好东西，它没有阶级性，谁掌握它为谁服务。”

    陈照丕接着问：教拳再出问题怎么办？张蔚珍说：“我负责。”

    当时陈照丕年龄已大，决定重点培养几个人，把拳传下去。张蔚珍说自己列了四个人：“一个是陈正雷，他亲侄子；陈小旺，他堂侄。他俩也练得比较好，另外就是王西安，这人爱好太极拳，跟我关系也不错，保护我的；朱天才是民办教师，在陈家沟小学教书。陈氏太极拳以前是传内不传外，现在解放了，人家愿意传。”

    1969年，《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陈照丕凑巧看到了这条消息，拿着报纸去找陈正雷：“小雷你看毛主席号召打太极拳了，打太极不犯法了！”

    陈照丕不仅让村里的年轻人继续去练拳，一高兴，还说要写书。于是开始整理资料，“理论十三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陈正雷从中获益匪浅：“快80岁的人，写字有点发抖，怕人家不认识，就让我来抄，那时没有复写纸，都是一本一本抄，我整整抄了五本，四本分别寄给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县体委，我们留了一本。我全部都会背了，后来我教学、写书都派上用场了。”

    1970年，陈正雷开始教学，两年后，23岁的陈正雷收了第一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