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能原镈”，形制奇伟，工艺精湛。（见图）镈钮是一对相向的飞龙，昂然欲起。镈身通体有36枚乳丁，每个乳丁都作螺形。镈的顶部、乳丁旁边的“篆”部，以及镈正面下端的“鼓”部，都装饰着蟠虺纹，好似一条条小蛇在昂首盘旋。这件镈约有40厘米高，32厘米宽，重量接近40斤。与考古发掘出土的镈相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它最接近春秋晚期的形制。

　　镈是一种打击乐器。与钟相比，镈口是平的，而钟口则是弧形。先秦时期，镈可以与编钟、编磬一起演奏，又可以组成编镈来使用。而这件镈最与众不同的是，其上装饰着瑰丽的铭文，共有48字。这些字的笔画有的像鸟爪，有的像蛇尾，与一般的金文完全不一样。早先的学者从中依稀看出了“能”“原”二字，于是这件器就被叫做“能原镈”了。还有的学者干脆就叫它“奇字钟”。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文字就是古籍记载的“鸟虫书”，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间的南方诸国。能原镈的铭文字体与越王者旨于睗钟、越王矛十分相似，可以断定是越国人所作。随着对鸟虫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篇铭文的字已经基本认出来了，可是，铭文内容却很难理解。它究竟在讲述着什么？专家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实际上，要真正理解这篇铭文，还得从越国的历史渊源说起。

　　越国的君主传说是大禹的后代。古书记载，曾中兴夏朝的夏王少康，将自己的庶子封在了会稽（今浙江绍兴），号“无余”。无余招怀土著，披荆斩棘，开创了越国。无余之后的世系不详，只知道传到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时已经是二十余世了。虽然标榜自己是正统王朝的后代，但越国的风俗、语言与中原诸国大不相同。风俗上，越人习惯把头发剪短，以方便潜泳，还在身上文上鳞甲的形状，让水中的蛟龙以为是自己的同类，避免它们的伤害〔所谓“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下》）〕。语言上，《春秋》称越国为“于越”。古人解释“于”是“夷语”中的发声词。近代学者以为“于越”的称呼反映了古越语方言有复音语的特点。《吕氏春秋》中就曾反映出越国方言与中原诸国的巨大差异。西汉刘向编的《说苑》里记载，楚国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驾船的越人拥楫而歌。子皙听不懂，召来越人翻译才明白，原来唱的是一首优美的情歌：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能原镈上的铭文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除了几处地名、国名外，整篇铭文记录的是古越语，其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知晓了。

　　传世的能原镈有两件。另一件现藏台北故宫，上有铭文60字。两件镈大小相似，原来应该是同一组乐器。根据古编钟、编镈以大小序次的规律，这两件镈很可能是相连的，铭文也应该连读。据记载，故宫博物院的能原镈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渔人从瑞州（今江西高安）东侧的锦江中捞出来的。台北故宫的能原镈则是在江西临江府治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出土，时间也在清末。

　　高安与清江一带位于赣江下游。有学者考证，高安-清江地区在春秋以前属楚，到公元前504年，吴国军队“伐楚取番”，这一带被纳入吴国版图。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该地又被越国占领。进入战国后，楚国势力渐盛，逐渐收复了这一“失地”。大体上，这一地区曾作为楚之东境，吴越之西疆，又有南迁的徐人在此活动，各种政治势力必然是犬牙交错的，无怪乎遗迹之盛。

　　镈铭中有两个“”（音“射”——编者注）字，“”是楚国地名，位于今河南叶县南。又有“利”“甚”等字可以和楚地联系。大胆推测，或许越楚之间曾在这一带的边境上交战，越国大胜。于是越国将领铸镈钟以铭刻自己的武功。铭文记录的是越土的乡音，以炫耀于族人。公元前306年，复兴后的楚国灭越。能原镈便带着昔日的辉煌与荣耀，被埋入了历史的深处。两千四百年，市朝耕桑，陵谷茫茫，待到重见天日的时候，已经是清末，昔日的乡音无从寻觅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能原镈，出土后，被高安籍的翰林院编修熊方燧收藏。1950年5月，其后人熊述匋先生捐献给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拨交给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的能原镈出土十年左右被时任江西督粮道的刘心源收藏。后来又入藏刘体智先生的小校经阁。1936年11月间被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收购。1937年抗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中央博物院文物开始西迁，这件能原镈也由此颠沛了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1946至1947年间，才得以运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该器又与其他迁台文物一起被运往台湾。历经百年，两件镈钟仍悬隔天涯，其命运不禁让人唏嘘。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盼望它们能够再次相聚。

　　作者：陈鹏宇（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