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6年，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怀念的。但20年后很多已渐老去的晋臣们想起那一年那一天做的选择，却感到阵阵不安。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他们一定会重新选择，坚定地站到重耳的身后。已经华丽转型的晋文公（即重耳）显然感受到朝臣们的情绪，这种不安的情绪弥漫在整个朝堂之上，严重影响着晋国建国初期事业的发展。

    恰好，头须来了，一个已经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谁都可以忘记他，但晋文公绝不会忘记他。头须最初是追随晋文公的，并被委之重任，掌管财物。但就在晋文公逃亡时，头须却将财物席卷而空，一走了之。这也为后来晋文公一路上的狼狈不堪埋下了伏笔，其中，老农以土奚落和介子推割股就是头须事件发展的代表作。

    但是，头须的一番话很快就将晋文公的恨意全都打消了，他说：“臣窃主公之财，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御，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而群疑尽释矣。”

    晋文公只用了一个字评价这段话：“善。”

    头须的出现就像一颗定心丸，晋文公连最恨的人都可以任命，还有什么人值得怀疑呢？

    当朝臣们渐渐平息议论，不安的心终于放下时，民间的舆论却又再次将众人的心提了起来。一切只因为一个人——介子推。

    20年前，介子推追随在晋文公的左右，甚至“割股啖君”；20年后，介子推却隐居在重重的绵山。为什么在逃亡时能不离不弃，而回归之后，在晋文公同样也需要人才的时候，他却选择悄悄地离开呢？

    晋文公华丽转身后，就遍赏群臣，并下诏：“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许其自言。”一个被遗忘的追随者壶叔，就跑去问个明白，说：“（臣）戾则侍寝食，出则戒车马，未尝倾刻离左右也。”晋文公是这样回答他的：“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很显然，壶叔的功劳太小，被遗忘了。

    而翻阅史书，我们不得不略带遗憾地说，介子推就如壶叔，所做的就是端茶捧水之类的活。尽管，在介子推割股事件后，晋文公饱含着一把辛酸泪说：“将何以报？”可是，一转身，他还是把介子推给忘了。

    然而，介子推会不会像壶叔那样，站出来要求封赏？不会。

    介子推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在逃亡时，自己可以从精神上支持晋文公，但在回归后，自己却无法从政治上支持晋文公。对他来说，从一而终地追随只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这并不能作为邀功的理由。而“割股”这件事，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解决了晋文公的一次饥饿问题而已，也不值得去吹嘘。介子推是赤诚君子，不是政客。

    本来，晋文公的遗忘和介子推的拒赏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如果一切按正常轨道行驶，介子推就在绵山静静地过他的隐居生活。然而，头须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头须与介子推的反差如此之大，让朝臣们不得不怀疑，晋文公到底是不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呢？如果是，为什么把当初“将何以报”的诺言忘了呢？如果不是，那么起用头须就只是一次作秀而已：在需要时，他可以连仇也不记了；在不需要时，他可以连恩也忘了……

    不安的气氛再次笼罩在晋国的上空。

    显然，介子推事件已不再是晋文公的个人问题，而成了他是否信守诺言的道德标杆。

    于是，晋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寻找介子推的行动。为此，介子推的邻居解张还被封为下大夫，而解张仅仅是向朝廷提了个醒而已。可见，晋文公是势必要找到介子推的，他要向国人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在重重的绵山脚下，当无法找出介子推时，晋文公面露愠色。这场寻找介子推的行动固然是重要，但议事日程中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他可不能为了一个人而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晋文公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找不找得到介子推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晋文公向朝臣百姓表明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就足够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火烧绵山，介子推母子死于柳树之下一事。

    虽然只是找到了介子推的骸骨，但晋文公的眼泪，介子推的祠祀，改绵山为介山，设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这一系列后续活动为晋文公做足了道德文章。虽然没有找到介子推，但其政治目标已完全实现。

    如果介子推能有一点点头须的政治头脑和投机意识，那么在这场秀面前，他不仅能得到原有的赏赐，而且还能够帮助晋文公做好道德文章，得到超值和赏赐。可惜，这样一个单纯的人是永远也学不会这些的。 （王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