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郭董罗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因为他们的名号都有一个"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说。的确，他们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学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1940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壬午(1882)、戊子(1888)两次乡试不中，自此潜心治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与蒋伯斧等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及《农学报》，又创设东文学社，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农学著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1906年起，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罗振玉自幼喜爱研读古籍，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因其对文物古董造诣深，掌握资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以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类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鹗处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

    他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他不仅广为收集甲骨，还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而非其它地区，并派他的弟弟等亲友长年驻守安阳从事收集，后来他曾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1910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安阳小屯为殷墟，并正确地判明甲骨是“殷室王朝的遗物”。以后陆续将所见所藏编为《殷虚书契前编》(1912)、《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殷虚书契续编》(1933)四书，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记》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1914年，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该书考定了帝王22，先妣14，人名78，地名193，文字485。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文字时期”。他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在考释文字上，他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释字原则，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这些都给后来考释古文字者以启迪。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弃绝科举。1898年赴沪至改良派《时务报》充校对、书记。同时在东方学社半工半读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得以结识主持人罗振玉，结下两人终身依托关系。

    1901年，王国维得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不久以病归。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研究甲骨文、金文、汉简等。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驰骋文史哲诸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传世之作达60余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时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以他特有的浪漫的语汇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27年6月，这位学术巨子在其50岁人生，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团，演绎出20世纪最有争议、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案”。

    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最突出贡献，是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开始对甲骨文做为史料研究，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及《续考》，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标志着甲骨文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在这两篇著名论文中，他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基本相同，这就证明了甲骨文乃殷之物，不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乃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他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郭沫若曾评价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     

董作宾画像

    董作宾（1895--1963年），号堂彦，河南南阳人，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创人、甲骨学一代宗师。董作宾家境贫寒，曾辍学经商。1915年他从县立师范讲习所肄业留校任教。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大师。后来，他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董作宾对安阳小屯殷墟甲骨文出士发掘调查。1928年8月，董作宾乘上京汉铁路火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安阳。此时，董作宾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这趟安阳之行，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生从事甲骨文研究，正如他后来所说：“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他到安阳殷墟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报告，没有几天，董作宾再次来到安阳，从此拉开了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序幕。从1928年至1937年共进行十五次科学发掘，董作宾先后九次主持科学发掘，开创之功，功不可没。由他发端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

    董作宾将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甲编》收录甲骨文3938片，《乙编》9105片，总计13043片，囊括了全部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精华。董作宾由于亲自参加殷墟科学发掘的实践，掌握第一手资料，使他在甲骨学研究上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甲骨文被王懿荣发现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研究是我国历史上哪一朝代的遗物？从甲骨文为商代晚期遗物确定以后，学者们才有可能思考每片甲骨属于某王时代这一问题。也就是“分期断代”问题。“分期断代”，实际是对晚商二百七十三年进行分段。有关分期断代一直存在多种看法，比如：陈梦家的“九期”、“三标准”，胡厚宣的“四期分法”等。

    1930年殷墟发掘现场 

   1933年他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这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这五个不同时期，是用下述十项标准得出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

    这“十项标准”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看似是“浑沌”一团的十余万片甲骨时代的大门，使其“各归其主”，有条不紊的划归五个不同时期，隶属八世十二王的名下。董作宾的“十标准”、“五期”分法，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

    他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抗战期间，1938年在昆明龙头村时，他对发掘出土的甲骨大量描摹，为日后书写甲骨书法对联打下了基础。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由于离开了祖国大陆，离开了殷墟，困守孤岛，晚年的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暗淡。

    郭沫若（1892年——1978年）字鼎堂。四川乐山县人。郭沫若从1928年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开始，即注意分析甲骨文和金文资料。1928年6月，在日本东京的书店，他看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沫若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1929年8月，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在这以前，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已经收录了他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从此，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上了颠峰时代。几经周折，他的另一部著作《卜辞通纂》(1933)也问世了。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超过了前人。
 

    郭沫若

    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甲骨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根据商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需要，精选殷墟发掘以前出土的甲骨，按照一定的类别汇编成书，并进行简明的考释和适当的归纳，借以考察当时的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从而把零散的甲骨文变为系统化的商史研究资料。

    1959年8月郭沫若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

    1978年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开始陆续出版，这是甲骨学史上新的里程碑。

    《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41956片，编为十三册，1978年至1982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

    全部甲骨文字4500字，近100年来，经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数十位甲骨文字学家的考释诠解，人们已经认识了其中的1000多个甲骨文字，余下的3000多个字，难以突破，被称为“天书”。近期徐州教育学院美术系副教授潘岳，出版了《三千未译甲骨文集解》一书，自称攻破3000甲骨文字。作者认为：全部甲骨文字都是卜辞，是殷商600年占卜文化的信息载体，是按阴阳相合的规律造出来的。《三千未译甲骨文集解》依照作者独创的逻辑理论，对每一个甲骨文字的直接关系和旁系属性，均进行了考证和诠解，推断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是殷商时代，而是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就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追溯到8000年前。那时中国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中国的甲骨文，特别是上古时代流传的800多字，大多与女性相关，这在甲骨文的形、声、义等各方面均有深刻的反映。殷人重阴，还保存着大量的母系氏族社会残余，因而能释读并使用这些文字。如今，男性占社会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的思维方式亦完全改变了，故而难于破译。他痛感沿袭前贤之路已走不通，遂掉转头来，由甲骨文这一载体，探索中国母系氏族的社会生活与古代文明，遂豁然洞开，屡有收获，乃至终获成功。

    甲骨文书法艺术

    甲骨文具有应用和艺术的双重性。甲骨文虽说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古文字，但却是成熟的形体兼备的文字，可称上是书法。甲骨文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是书法艺术迈出的第一。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步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郭沫若先生在《殷契粹编》序言中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年后人神往，文字作风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洋，希乙之世，文成秀美，细者于方寸之片上刻字数十，壮者之一字之大，任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因也向有草率鱼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虽然潦倒而多姿，上亦自成一格，凡此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何况用刀骨耶？……是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文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甲骨文佳字，早期象形字较多，晚期形声字增加，笔画肥瘦相间，重心稳定，端正续密，横竖笔画平引，这个基本钩字规律，形成了后世篆书系列文字的结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