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墟到字博馆：

    三千年文脉相承

    中国文字博物馆距离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约8公里，是一组具有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后现代派建筑群，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

    主馆高32.5米，主体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浮雕金顶，展现殷商宫殿“四阿重屋”的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字文化内涵，也显示了文字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博物馆正门口，两只金色的“玄鸟”各立一边，造型奇特而夸张。经过玄鸟，就是“字坊”，它采用了甲骨文中“字”的字形建造而成。
 
    从字坊通向主题馆干道两侧，由28片铜质甲骨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它代表着28星宿，象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中国文字博物馆集中展示了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字、简牍帛书、历代碑碣、汉字信息印刷术、汉字信息处理、少数民族文字等和文字有关的诸多内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历史，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梳理，其发展轨迹变得脉络清晰、有章可循，而文字本身百态千姿的发展史。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三楼设立了两个临时展厅，它们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点睛之处。

    其中，故宫博物院院藏中国历代书法展临时展厅，将要展示的是故宫博物院院藏的80多件历代书法佳品，其中就有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名家真迹。

    安阳市文物局局长、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段振美告诉记者，满足中国文字博物馆长期陈列布展，一共需要文物约2500件，办好开馆第一展需要文物746件，涉及世界文字、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玉石文、古玺和古币文、简牍和帛书等诸多方面。其中，有16件“重点文物”，以借展的方式在开馆时展出，以确保“震撼开馆”的效果，“它们全都是国宝级的。”其中，就有出土自安阳的“国之重器”——司母戊鼎。

    此外，其他15件重点文物指的是吴王光鉴、逨盘、睡虎地秦简、鄂君启节、子鱼尊、亚长钺、两诏铜椭量、秦二世元年诏版、秦两诏铜权、大官盉、十八年寺工铍、居延汉简、楚曲子赤角簠、中山国铜方壶、曾仲斿父壶等。

    从陶书到甲骨文：追寻汉字本源

    古书曾说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龙为之潜藏”，这则传说揭示了文字“出世”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力量。博物馆第一展厅把观众带入史前时代，体会汉字起源阶段的文明脉动。

    “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的发现宣告我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形成较成熟的文字体系。如今，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

    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大汶口文化图像符号，邹平丁公、高邮龙虬庄的“陶书”，良渚文化陶器上的连刻符号，都可能融会到汉字产生的主流道路上来。目前，在河南漯河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刻画符号，距今8000多年。

    不过，汉字的确切年龄仍然是个谜，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世界上最高寿的文字一直传承至今。

    除甲骨文外，刻在青铜器上的商周金文同样重要。金文从商朝开始，至西周达于极盛，共经历1200多年历史。博物馆第二展厅对此进行了细致展现。

    殷商文字至西周演化为大篆，其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然而，至战国时，各诸侯国“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汉字进入一段混乱时期。

    进入第三展厅，秦朝的大一统和书同文结束了这段混乱期。公元前223年，李斯奉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创制小篆。文字的统一也将不同的族群焊接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随着岁月的变迁，天下分分合合，但“书”必“同文”成为汉字顽强坚持的原则，也成为华夏儿女间割不断的纽带。

    很快，由于书写的不便，小篆渐渐“隶变”，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在秦代出现，秦代也成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从此之后，汉字又发展出行书、草书、楷书等，但其形态再无大变动。

    从印刷术到电脑时代：汉字传遍四海

    “敬惜字纸”是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甲骨、青铜器、简帛等都曾做过文字的载体，但同文字关系最密切的当属纸张。

    公元105年，蔡伦历时8年研制成功植物纤维纸。这些看起来毫无分量的薄片，却成为中国献给世界的最沉甸甸的礼物，汉字也借助纸张，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穿行。

    纸张的发明也为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进入第五展厅，观众将纵览汉字从雕版印刷到计算机时代的历程。

    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时期，中国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成为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大大推动了汉字的普及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借助纸张和印刷术，中华文明可以更好地同古印度、希腊、罗马文明进行交流，“葡萄”“苜蓿”“涅槃”等成为汉字家族的新成员；结构方正的汉字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影响了整个东亚。

    然而，时间来到公元1840年，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唯我独尊了几千年的汉字却与养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汉字第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陈独秀、蔡元培等文化领袖都发出过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的声音。

    在风雨飘摇中，汉字跨进了公元1949年，新中国建立仅10天后，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在北京成立，最终文字改革的任务确定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小学课堂，1962年，《简化汉字总表》发布，这成为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中国文字史上的最大改革。

    进入计算机时代，汉字再次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由于汉字无法进入计算机，废除汉字浪潮再起。然而，王永民和王选扭转了汉字的命运。王永民研制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解决了汉字输入难题；王选研制的激光照排系统，则使汉字印刷进入了光与电的时代。文字博物馆中收藏的第一本汉字激光照排图书《伍豪之剑》见证了那段历史。

    如今，随着国力增强，汉字再次走出国门。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全球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总数已突破500家。

    从佉卢文到满文：40种少数民族文字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从远古到19世纪末，中华大地上出现过近40种少数民族文字。

    中国文字博物馆专门开设了“民族文字大家庭展厅”，不仅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在中国社会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少数民族文字，也展示了像粟特文、龟兹文等虽然在中国文字史上昙花一现，但是对于解读一些少数民族典籍，了解和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十分重要的文字。来到博物馆第四展厅，观众将分古代民族文字、传统民族文字和创新民族文字3个单元遍览中国民族文字大家庭的成员。

    最早传入我国的古代民族文字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的佉卢文，流行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一带。之后，中国又相继传入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还相继出现了仿造汉字而创建的西夏文、女真文等。

    古代民族文字创制较晚的是满文，1616年，努尔哈赤命人仿蒙文创制，1632年，皇太极命人改进。这些文字都曾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最终因种种原因而退出历史舞台。

    目前，历史上形成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少数民族文字主要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蒙古文是在回鹘字母的基础上创制而成；藏文相传为公元7世纪由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借鉴梵文创制而成；维吾尔文是在晚期察合台文基础上形成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原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张公瑾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和发展这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国政府帮助创制和改进了10余种少数民族的文字，比如新创的壮文、布依文。”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用壮语编写的小学生教材、壮汉英词典等实物。新中国成立后，语言学家和壮族民族语言工作者遵照中央政府关于帮助无文字民族创制文字的指示，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创制的壮文，于1957年批准为正式文字。

    “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共同保留了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血脉。”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倡议者、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说，“我在建设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倡议书和设计方案中，都把少数民族文字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文字史中，汉字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相互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曾借助汉字表达。有的少数民族则根据汉字创制而成了属于本民族的书写系统。汉字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是一面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镜子。

    王蕴智说：“经过历史的选择，汉字逐渐成为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符号系统，绳系着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

    汉字输入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也为少数民族文字进入计算机奠定了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信息化取得较大发展，博物馆的电脑中就分别装有不同民族文字的输入程序。

    从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字传承了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它们和汉字一起，组成中华文字大家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