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剑晨先生,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其实,让他最早在中国艺术界声名鹊起的却是油画。他的油画作品在继承西欧古典艺术严谨而完美的造型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印象派对光色的研究成果,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在运用西画技法表现东方文化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创新。1936年,他创作的油画《收获》代表河南省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收获》悬挂在展厅中央位置,左侧是潘玉良的油画《起舞的少女》,右侧是徐悲鸿的《奔马》,可以看出当时其油画作品已达到国内一流水平。1943年,他创作的油画《流浪儿》,在重庆参加了全国美展,面对国破家亡,不少观众在画前流下了泪水。新中国成立后,陈列于南京博物院的油画《平英团》、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油画《忠王东征》、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油画《抢修上海机场》及《文成公主》、《蔡文姬》等油画作品,都是洋为中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力作,是运用西画技法表现东方文化的创新,为油画民族化开辟了蹊径。水彩画自1715年由欧洲传入中国,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和浇培,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水彩画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水彩画群体,推动了中国水彩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水彩画进入国际水彩画坛,不仅以精湛的水彩画创作造诣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在普及水彩画教学和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彩画振兴两个方面,都作出了独特贡献。80岁以后的李剑晨,已成为中国水彩画的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他毕生努力促进中国水彩画以自己的面貌进入了国际水彩画坛。中国美术全集现代编委会、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于1996年5月,聘请李剑晨先生为《中国美术全集·现代编·水彩卷》主编。
正是因为李剑晨先生既有精湛的水彩画、油画创作造诣,又有传统中国画的扎实功底,才能在致力于中国画改革探索中成功融合西画的色彩和构图,为国画注入时代的活力,和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等人一起为中国画的改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曾受教于他的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人在中国画创新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世人瞩目。
(一)
李剑晨先生自幼聪颖,喜欢绘画,极具绘画天赋,上小学时就是名闻县城的小画家。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国画和水彩画便受到较为系统的训练,其绘画才能脱颖而出,已是开封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1923年,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水彩画师从捷克画家齐提尔先生,中国画师从陈半丁、王梦白、于非闇先生。尤其是吴昌硕的弟子陈半丁先生对他的国画影响较大。在陈半丁先生的教授下,他很快就能以娴熟的线条、笔墨去表现自己的艺术追求,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在国立艺专首届毕业生画展中,他的油画《少女》被美国人经营的国际饭店买去,而他觉得国画《铁狮子胡同》才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才是他真正的毕业作品。
1926年,他回河南省立师范任教,这时,他的国画、水彩画和油画已深得学校师生的喜爱和社会各界的追捧。1936年,他考取公派赴英国伦敦大学院做研究工作,英国同学看到他的中国画非常高兴,纷纷竖起拇指,满嘴的“马不拉斯”(即了不起的意思)。艺术是相通的,他的中国画不仅国人爱不释手,外国同道也喜爱有加,可见当时他的国画已令人刮目相看了。之后,他去巴黎研习绘画和雕塑,与留法的徐悲鸿、潘玉良等画家共同钻研绘画,并与世纪大师毕加索切磋技艺,广收博览,打下了坚实的西画基础。
李剑晨先生是在自明清之际西画渐次传入中国,西画之造型、透视已开始浸融中国画,至20世纪上半叶,伴随美术革命中以西画改革中国画的思潮,一批初具中国画基础的学子纷纷到国外留学,西画大量传入中国,新兴的艺术院校普遍并设中西画科,选学西画成为青年的时髦的时代背景下,考入北平艺专选学西画,并有机会赴英法研习深造。这既坚定了后来他对中国画改革创新的决心,也为中国画改革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笔者以为,从1939年留学英法回国之前,当是他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中国画创作应该还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风格,作品以人物、花鸟为主,只可惜现在已很难见到其作品,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
(二)
从1940年起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李剑晨先生中国画创作的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文化激烈动荡、变革的时期,传统的文人画到“四王”之后,正如文到八股,已入衰途。画界的泥古不化、陈陈相因之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意识到自己民族使命感的中国画家,经过长期、艰苦的求索,终于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之中,突破百年以来的重重束缚而步入现代。李剑晨先生是一位有使命感、责任感的画家,他留学回国后,先是受吕凤子之邀接替潘天寿任重庆国立艺专教务长,并兼任西画系主任。这时,他开始作中西结合创新中国画的尝试,后于1941年8月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国画和西画的研究与创作。当时,徐悲鸿、吴作人、黄君碧、吕斯百、陈之佛、傅抱石都在中央大学任教,当李剑晨看了徐悲鸿创作的中国画后,受到不少启发,使他在吸收西画技法创新中国画方面的决心和勇气倍增,但他绝不亦步亦趋雷同别人的风格。
从1940年到1955年,他积极探索中西结合创新中国画的路子,创作了许多作品,投入了很大精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世纪40年代,他先后在重庆、西安、郑州、开封、武汉等地举办国画展,这些作品都是运用西画技法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成果,其绚丽的色彩和奇异的构图博得了参观者的喝彩,深受人们的喜爱,在美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其中,为赈济灾民也为生活所迫,他于1943年在重庆,1945年在西安(《李剑晨年表》载“1945年在西安举行中画展”。而《赵望云艺术年表》载“1946年由青门美术供应社为徐悲鸿、张大千、黎雄才、李剑晨等名画家在西安举办画展”。二人所记画展时间不同,有待考证,特予注明),1947年在武汉、郑州、开封举办国画展卖,作品大都卖了出去,既解决了一些灾民的困难也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40年代我画了很多国画,在西安、开封、宝鸡、武汉等地举行画展,竟得到人们的喜爱,这使我对国画的改革创新有了更大信心。”当时,他的国画作品主要有花鸟、仕女、戏剧人物,但由于战乱,现在能见到的已是凤毛麟角。由于他喜欢京剧,对戏剧人物有些偏爱,所以画了不少戏剧人物,在当时画坛有较大影响,以至于李剑晨先生1991年赴台举办绘画展时台湾著名画家吕佛庭为画集写的序言中还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剑公住在重庆任教于国立艺专,那时他在国画创作方面,大部分画戏剧人物。曾在重庆展览,受到专家的肯定,那时的国画可以说是他国画创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