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洁芳
在我国璀璨的五千年文明史上,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没有出土遗迹的证明无法承认一个朝代的存在。所以,为了探究夏朝的真实存在,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一直在做不懈探索,尤其当二里头文化发现后,夏朝的踪迹终于通过考古手段捕捉到。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带有“夏”字的遗存,夏王世系也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的化石“史书”,仅从考古遗存本身发出夏究竟是不是国家的争论,还是非常有局限。所以,在考古领域,有关夏朝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位于河南郑州西郊的高新区沟赵乡赵村(东赵)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东距郑州商城约14公里,北距大师姑城址约7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当“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学术命题急需找到答案时,这一区域就被锁定为考古发掘的对象。这就是延续近3年时间的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掘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一次为解答夏朝是否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而进行的探索。
大中小三座城址套叠
从2012年10月至201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东赵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6000平方米,发现大、中、小3座城址,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疑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
据介绍,东赵遗址新发现的“大城”初步判定是东周时期的,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中城”是一座二里头时期的城址,面积为9万平方米,经推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中面积最大的。“小城”是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砦期城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评价说,此次发现的大、中、小3座古城遗址,为进一步厘清夏商时期的时空关系有着重大意义,也为探寻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
新砦期城址:夏之前的过渡期
新砦期到底介于什么时期?这一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砦遗址,它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18.6公里的刘寨镇新砦村,包括今梁家台、苏沟、东湾和煤土沟四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区域,是嵩山周围大型史前聚落之一。由于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所以,考古学称之为“新砦期”。“新砦期文化”尽管有着承上启下的特质,但在考古界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为只发掘到新砦遗址一个遗存,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新砦期文化有直接的承上启下关系。直至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东赵遗址充分证明了它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
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介绍,此次在新砦期城址南墙外集中发现了40余座灰坑,灰坑口部均为圆形,大小相若,五六座为一组,残存坑口部填土多为质地紧密的红粘土。通过对已解剖的18座灰坑观察,它们均为袋状、平底,少数坑底再另挖小坑,出土陶片年代都为新砦期晚段。在部分坑内发现有猪骨架、龟壳、人骨等。对此,有关专家推测,这或是仓储类遗存,或与祭祀有关。
二里头时期城址:发现卜骨、童祭
“中城”遗址为二里头时期城址,始建于二里头二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由于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不多,东赵“中城”的发现对于夏文化的区域聚落形态及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重点对象。
“中城”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意外发现婴儿奠基的现象,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据介绍,用以奠基的儿童遗骸,是在城墙的某一层位中发现的,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夯筑城墙的过程中,有将小孩埋入奠基再继续夯筑的制度,这种以人奠基的现象,在同时代的城墙修筑中极为少见。
同时,在“中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卜骨坑,出土数十块密集摆放的卜骨。这些卜骨都是被使用过的,上面有灼烧过的痕迹,也有卜兆,它们在同一个卜骨坑里集中摆放,应该是多次占卜的结果,据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商代殷墟卜甲集中埋藏放置习俗(制度)的雏形。
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
此次发掘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为3000平方米,建筑基址内包含陶片,检测为二里岗下层早段,二里岗下层晚段灰坑打破该基址,据此,考古人员推测该建筑年代为二里岗下层时期。这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
此外,“中城”里还发现疑似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的大型祭祀区:40多个祭祀坑排列有序,似有分组的可能,有的里面还有猪骨架和石铲。有学者认为,这里可能是仓储区。
东赵遗址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或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它的发掘对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鉴于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和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对解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有重大学术价值,有考古专家认为,发掘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也许更多的精彩将会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进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