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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化寺：东方“净土”之滥觞
2013/11/9 17:13:55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当下佛教寺院的中心建筑，是奉安释迦牟尼佛塑像的大雄宝殿；隋唐之前佛教寺院的中心建筑，是奉安释迦牟尼佛遗骸的舍利宝塔。
大雄是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的“德号”，差强可比中国皇帝的谥号，只不过帝曰驾崩，佛曰灭度。释迦牟尼传法时，除宣扬大慈大悲外，前面还有大雄大力——因为众生都被业障左右而颠倒善恶，所以佛祖主张要先用大雄大力降伏诸魔，再用大慈大悲教化众生。因此，大雄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德号”，寺庙也把供奉世尊的中心殿堂，称为大雄宝殿。
从弘法的途径讲，这当然是精神先行，物质（塑像）相辅——是精神与物质的有机结合。
这种弘法方式，当然是后继或曰“新生”的——作为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阿育王广造八万四千塔弘法，起初选择的恰是与之相反的途径：以物质（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为载体，聚拢精神信仰。这，恰是贯彻落实佛祖曾经的预言——
“吾灭度后一百年满，有王出，世号为阿育……一切鬼神并皆臣属。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开前八塔，所获舍利役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亿家施一塔，广计有八万四千塔。”
把佛祖的“骨灰”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安奉在“八万四千塔”下，舍利塔与地球上每一座名山、每一条大川同生共辉，千古不老，这实在是冠绝天下的伟大策划与伟大实践。
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一日一夜之间，由八塔“裂变”为“八万四千塔”，这“八万四千塔”自然是佛教世界的物质塔柱，精神之天。佛教在世界范围的弘法，自“八万四千塔”而起；“八万四千塔”，每一座塔，都是弘扬佛之精神的圣地。
观察一座古老寺院的雄尊与其在佛教发展史的位置，不该只看大雄宝殿建筑体量的大小级别，与佛祖塑像泥块的大小装扮，更应考量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的体量与层数。
超化塔至少在大唐开元二年就走向了佛教世界的巅峰——十三层的超化塔，是级别最高的释迦牟尼塔陵。
而超化塔在“八万四千塔”内，是阿育王塔，这又是怎么来的呢？
唐代佛教领袖释道世在他的经典著作《法苑珠林》中是这样说的——“郑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余里密县（今新密）界。在县东南十五里。
“塔在寺东南角。其北连寺，方十五步许。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
“泉上皆有安柏柱，铺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编次铺之；四面细腰，长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铁固之。
“近有人试发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团。便抽一团。长三丈，径四尺。现在。自非轮王（阿育王）表塔神功所为，何能辨此基构，终古不见其俦也（大千世界，不见来者）？
“今于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绝无水声。岂非神化所致也？
“有幽州僧道严者，姓李氏，形极奇伟，本入隋炀（隋炀帝）四道场，后从俗服。今，年一百五岁。独住深山，每年七日来此塔上尽力供养。（道）严怪其泉流涌注无声，乃遣善水昆仑入泉寻讨。但见石柱罗列，不测其际。中有宝塔，可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测其由。时俗所传，育王所立。
“隋祖（隋文帝）已来，寺塔现在。”
“淖泥之上”的建筑奇迹
隋祖时代落成的塔，只是在阿育王塔上再“架塔二重”。阿育王塔在隋塔之下，在地中、在泉中，它“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
这，才是传说中阿育王役使鬼神建造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扒掉的超化塔，不在地下、泉中，也不是只有“二重”。它，既不是阿育王塔，也不是隋塔。
《法苑珠林》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６６８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扒掉的塔，建于唐开元二年（７１４年），是座唐塔。
该塔是十三级方形砖塔，高３０余米，塔基南北长７米、东西宽７．１米、壁厚２．１米，券门、中空、不设登塔步梯——尽管该塔被“溱洧映带，崆峒南屏”，耸立于“空同（崆峒）之邱，双济（洧水、水在塔之西侧交汇）之南”，这儿河、山、湖、泉，竹、木、稻、菽，风致殊胜，但该塔并没有被唐人“打造”成登高望远、把酒临风的“观景塔”。它，还在忠实而虔诚地履行着自己护佑释迦牟尼灵骨的重任——也唯如此，这才符合道世在他的《法苑珠林》提出的“敬塔”标准。
道世当然不可能见到这座开元唐塔，该塔建成之际，他已经圆寂。但他弘扬的佛家精神，却被凝固在这座开元唐塔上，这就是“造新不如修故”——塔虽是新的，但该塔护佑的，仍是塔下的阿育王塔与佛祖舍利。
中国不在阿育王的势力范围，那时他不可能在中国造塔；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塔，自然也不可信。但问题是，为何有这些怪异说法？难道纯为胡说八道？
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言，秦始皇时，外国沙门释利防等１８人手持佛经与１９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宝匣，历时４年，穿越３６国，来到秦都咸阳。他们想弘化秦始皇，结果反被秦始皇抓了起来。之后，１９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流落民间，成为秘密弘法的圣物。
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研究员在《法门寺文化》一书中，谈过他对这一说法的观点：秦始皇当政时间是公元前２４６年~前２１０年，阿育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２７３年~前２３２年。西域在阿育王的布道之内，而西域与秦进行过民间交往，当是可能的（何况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过大量的和田玉，专家大都认为早在商代中原与西域之间就已经开发出一条玉石之路）。因此，释利防等１８人在秦代到中国弘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了。
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中国，这是史家公认的。几十年后，西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来到洛阳，他在译经之余，发现了释利防等人在秦始皇时代遗落民间的佛祖真身舍利，于是就建议桓帝１９份舍利建塔供养，让众生见灵骨如见佛祖，闻经卷如闻佛音，以此安定天下社稷。于是，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１９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宝塔。
当然，那时塔不叫塔，而叫“浮图”等。“塔”这个字，是在公元４００年前后，才被佛经翻译家鼓捣出来的。那时的佛，也常被称为“佛图”、“浮屠”等。《后汉书·蔡楷传》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佛教）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
《后汉书·蔡楷传》中的“浮图”，是不是后来的舍利塔，很难判断；安世高建议桓帝为散落民间的这１９份舍利建塔供养，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很难决断。但《魏书·释老志》却说得明白：“佛既谢往。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 。而有光明神验。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为塔。犹宗庙也。故时称为塔庙者是矣。于后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阳（洛阳）彭城姑臧（凉州）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
《魏书·释老志》既曰“盖承其遗迹焉”，这个“遗迹”，是桓帝时代的“遗迹”，还是阿育王的“遗迹”呢？
宗教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无非是聚集信仰的力量——《魏书·释老志》曰“谓之为塔。犹宗庙也”。这，倒是道出了佛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融会中国文化的过程。其实，关于“舍利”与“舍利塔”的传说与神话，也一如中国的黄帝铸鼎、禹铸九鼎的鼎之传说与神话，这里面不会全是“凭空捏造”，一定有着某种可循的历史轨迹。而１９枚舍利，洛阳附近地区竟然超标准地分得其三，分别被安奉在洛州西塔、超化寺塔、沁阳妙乐寺塔，这似乎可佐证：中国分割佛祖舍利的时间，当在以洛阳为京都的东汉时代。《法苑珠林》把阿育王建造超化寺塔写得神乎其神，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扒掉超化塔，在其塔基之下出土１００多尊均有１米多高的、隋唐之前的石质佛像的事实，似乎也印证了《法苑珠林》“淖泥之上”的造塔神话，也不是什么“凭空捏造”。再者，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老照片也告诉我们：超化塔下泉水澎湃，“淖泥之上”造塔不是什么虚妄。更何况，隋唐乃至更早，超化塔之下更该是“淖泥”世界。
《法苑珠林》所言的造塔神话，自有造塔历史作为它的标杆。３０多米的超化塔立于“淖泥之上”，千年不倒，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净土初祖”的觉悟道场
在神话、神圣与神秘的笼罩下，佛骨为何会安奉在超化古寺的问题，几乎无法相问。
这是一个不解之谜。但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问：名头并不响亮的超化寺，凭什么安奉了佛骨？
佛骨是佛教界的最高圣物，在哪儿建塔安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犹如在哪儿建起释迦牟尼陵寝与佛教宗庙——说俗了，哪儿获得佛骨，哪儿立马就“名利双收”，不但雄尊天下，而且供养连绵。在那个天下财富佛占七八的时代，谁分得佛骨，无疑等于搞到一个“超级工程”。３０多米的高塔在超化崛起，就是在开元盛世，其“招商”、设计与建设难度，恐怕也不会亚于当下郑东新区高２８０米的标志性“仿塔”——郑州会展宾馆；而在开元之前的武则天时代，超化上寺、中寺、下寺已连绵崛起，僧众逾２０００人，方圆二十里皆为寺院财产，其建设与发展难度，在那个时代，恐怕也不会逊色于今天的郑东新区ＣＢＤ的崛起。
这么大一个“招商项目”，为什么会偏偏落在超化寺的头上？至少，我们对隋唐之前的超化寺所能知道的，近乎是零。
但明代学者袁宏道《游超化寺记》，为认识超化寺，洞开了一个窗口。
在《游超化寺记》中，袁宏道写到：“一碑没土中，见其首，知为北朝制也。掘之，字尚可识，齐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阴有维那昙鸾名，是尝学于流支者也。”
感谢袁宏道动手“掘之”与他的博学，让其为我们留下了厚重的一笔：“维那昙鸾”、“流支”短短几字，揭开了超化寺与佛教中国化息息相关的壮阔史诗。
佛教传入东土后，中国佛教徒因所奉经典不同，而所倡所扬的也有所区别，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世界。而昙鸾所倡导的净土信仰，对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不但是倡导佛教中国化第一人，亦被尊为“净土初祖”。
昙鸾家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出家五台山，早年注释佛典，因病停笔。大病痊愈后，他本打算继续注释佛典，但一转念，想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不能长寿，就很难完成工作并达到预期目的。于是，他决定先去寻找道教成仙长生的仙方，然后再回过头来，从事佛教弘传。
是时，南方道教领袖陶弘景隐居茅山，修炼神仙，梁武帝时进山向其征询治国方略，时称“山中宰相”。但那时南北对峙，昙鸾为寻求神仙，以僧人之身甫一渡过长江，便被视为奸细捉拿归案，并把他推给了梁武帝。
见到梁武帝后，昙鸾说自己“欲学佛法，恨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梁武帝以为所言不虚，加之他与这位穿着袈裟的皇帝论起佛典，很是投机，于是梁武帝才放了他，让他去见陶弘景。
茅山关卡森严，“山中宰相”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于是，昙鸾修书一封，先表仰慕之情，再叙冒险之旅。陶弘景收悉书信，很是感动，当下修书，以示欢迎。
昙鸾登上茅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人间神仙，并拜陶弘景为师。陶弘景也很是爽快，毫无保留地讲了他的成仙之道，并赠《仙经》秘典，以酬昙鸾。
昙鸾告别仙师，回到魏国，“欲往名山，依方修治”。在京都洛阳，昙鸾拜会天竺三藏菩提流支。他讲了自己南渡求仙的经过后，向菩提流支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佛法中有没有长生不死的方法，能胜过华夏《仙经》呢？”菩提流支闻此，也毫不客气：“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不能相比的呀！偌大一个中国，哪里有什么长生之法？纵能长年，少时不死，最后不还是要进入轮回三界吗？”
在菩提流支看来，《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的。于是，他拿出《观无量寿经》（佛教经典，简称《观经》，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授给昙鸾，并说：“这是大仙方，依此修行，当能解脱生死也。”
之后，昙鸾来到超化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波澜壮阔的艰难整合，也就此在超化寺铺开……
在《法苑珠林》中，唐代佛教领袖释道世告诉人们，超化塔在密县东南十五里，“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文化大革命”前的这张老照片也告诉我们：超化塔下泉水澎湃，“淖泥之上”造塔不是什么虚妄。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大河报（200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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