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彩勾首马,三彩器,盛唐时期,高48厘米,长39厘米,河南巩义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自古以来,立足马头戴有络头,嘴两边有角形镳,口内有衔,马脸颊两侧饰有杏叶。眼部用墨笔勾勒出眼眶。头部前马鬃分缨,颈背上的马鬃被整齐修剪。马背上置鞍鞯、障泥。鞍上盖有鞍袝,前端袝角向后作迎风翻折之势。攀胸和鞦带上均饰有杏叶。缚尾上翘。鞍鞯、鬃毛饰朱红彩,杏叶饰绿彩。泥质白陶,模制而成,立于长方形板座上。马勾首作瘙痒状,前腿柱立,后腿若弓,耳朵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神态形象逼真,刻画出安详、舒逸的姿态。马的体态雄健,特别是臀部和腿部塑造的肌肉和骨骼比例协调,显得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马的造型完美,气质高贵,形神皆备,是唐马陶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显示了唐代陶塑匠师的高超技艺,是研究唐代陶塑艺术及葬俗的形象资料。(图一、二、三、四)
图一 彩绘勾首马前部
图二 彩绘勾首马后部
图三 彩绘勾首马侧面
图四 彩绘勾首马头部
于中原地区的王朝与塞外的少数民族在不断地交融与碰撞中,逐渐地认识到了马的主要性。由于其轻骑,便捷,迅速等特点,成为当时游牧民族战争的首选。从某种程度上说,马的精良与多少往往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此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说,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唐书》中,就明确地表示了国家武备最终依赖大批战马的观点:“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忘。”[1]唐朝对于马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说更是格外地重视,因为唐王朝的建立以及此后能够驰骋西北疆域,大唐天子被各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等,马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唐朝初建立之时国家贫困,当时只有五千匹马。即从突厥那里得到两千匹,又从隋朝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继承了三千匹。唐政府将这五千匹马放在陇右(现在的甘肃地区)牧养,开创性地创造了唐王朝的马匹饲养制度——“监牧”制度。唐太宗任用张万岁为太仆少卿领群牧。张万岁为牧马世家,其“三世典群牧”。经过唐代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的增加以及张万岁带领的马政官员们的悉心放养和照料。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唐朝政府就宣布已经拥有了七十万六千匹马。这些马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八坊四十八监中,当时西北的歧州、幽州、泾州、宁州之间的地区”水草肥沃之地尽是牧马之地,而马价也因此下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2]。张万岁也因此恩信行陇右。陇右人称马的年龄为“齿”而不说“岁”,就是为了避张万岁的讳[3]。(图五)
图五 韩干的《牧马图》
唐代帝王对于马的喜爱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非常喜爱良马。在大唐建立的过程中,有六匹战马跟随他南北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对这几匹马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还念念不忘,并令当朝著名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摹其形象,雕刻在他陵前,以期相伴永远。(图六) 唐政府在全国设立一套完备马政制度的同时,其帝王在宫廷内也设立专门掌管御用马匹的制度。设立尚乘局掌管天子的御驾,并设立飞黄、吉良、龙媒、騊駼、駃騠、天苑左右六闲和祥驎、凤苑二厩来饲养马,此后又增加飞龙厩[4]。别看这只是替皇帝饲养马匹的机构,其权利后来被宦官掌控,成为以后唐代宫廷政变的重要参与者。
图六 唐太宗昭陵六骏之飒露紫[5](高172.7厘米,长207厘米)
唐朝人非常喜欢外来的胡马,其获得胡马的途径有进贡、赠献等,但更多地是通过互市,即唐朝的主要以帛、金银、茶叶等互市来换取胡人的马匹。唐政府对于胡马的需求可谓是“胡马待之若渴”[6]。在地方边境互市买马的同时,唐政府还派人远到各地寻求宝马良驹。宦官刘元尚即以“大食市马使”、“骨利干市马使”的头衔,一次远到阿拉伯,一次远到西伯利亚一带购买良马[7]。地方将领也以各种方法获取良马,玄宗时期,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时,他“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收到“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8]的显著效果。
唐前中期获取胡马的用途并非直接用于军事战争,而主要用于改良本国的马种,繁殖优质马匹使用。由于政策的正确,唐朝的马匹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新唐书•兵志》上记载:“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唐早期,其马来源主要为唐朝北境的突厥马,“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9]。但是到了中后期,突厥衰落,北方马匹的互市则由回鹘掌控,唐政府所购买的马匹主要是回鹘的马。
“安史之乱”发生,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10]正是由于安禄山掌控了管马的职务,所以才能够得到足够精良的马匹,从而有能力和中央政府抗衡。此后唐代中央政府的马政逐渐也随之衰落,但大量的马匹由贵族和地方豪强占有,其数量最终超过政府[11]。
唐朝的马不仅仅表现在军事上的兴盛,更是融入了唐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唐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姿态,不同形状的马俑,以及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窥其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