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被尊奉为蚕神，是中国蚕桑丝绸业的开山鼻祖。史书中记载她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并在民间推广这一技术，受到后世的爱戴。嫘祖真正被尊为蚕神是北周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虽然《淮南子》中也曾提到过“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即为先蚕。”可汉代祭祀的蚕神为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嫘祖为蚕神的地位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直到北周嫘祖才做为蚕神被人们祭祀。那么，嫘祖为什么会被尊为蚕神？而且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我国是蚕桑缫丝业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养蚕治丝传统，桑蚕在中国古代农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很早就有关于蚕神的记载，《史记·黄帝内传》载：“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纴之功。”商代甲骨文中更是发现明确的关于祭祀蚕神的卜辞，如武丁时占卜求年于蚕神，祖庚祖甲时以蚕神与其他神并祭，以蚕神与祖先上甲微并祭，廪辛康丁时依然祭祀蚕神。这些卜辞证明殷代蚕有蚕神，称蚕示，与其他神或自己祖先同祭，被崇拜为远古神灵之一。 [ 1 ] 相传周代王后每年春天都要到北郊祭祀先蚕，而汉代皇后也要用少牢祭祀蚕神，祭祀的蚕神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即菀窳妇人、寓氏公主。《晋书·礼志上》中说：“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享先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后汉书·礼仪志上》称：“祠先蚕，礼以少牢”刘昭注引《汉旧仪》：“今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载：“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儿者，是古之遗言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以黄帝为蚕神祭祀，《隋书·礼仪志二》说：“后齐……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无配，如祀先农。”北周则首次正式将嫘祖和蚕神称号联系起来，将嫘祖奉为蚕神祭祀，《隋书·礼仪志二》记载：“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 �� 、御媛、御婉、三 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此后，嫘祖为蚕神的说法得到广泛认可，南宋罗泌的《路史·后纪》说：“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倮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之先蚕。”《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元代王祯《农书》称：“尝谓天驱为蚕精，元妃西陵氏始蚕，实为典要。”《清史稿·志五十八》载：“乾隆七年，始敕议亲蚕典礼……是岁定皇后飨先蚕礼，立蚕室，豫奉先蚕西陵氏神位。”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也说：“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嫘祖之所以被尊为蚕神，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嫘祖与考古所见养蚕治丝业的起源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 许顺湛先生认为黄帝时代约在公元前 4420 ～ 2900 年之间，如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则黄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 [ 2 ] 根据史料记载嫘祖为黄帝元妃，那么嫘祖所处的时代大致也应该在距今 6500 ～ 5000 年之间，而考古发掘证实距今 6500 ～ 5000 年恰好是中国蚕业生产的起源时期。 1921年，在辽宁省砂锅屯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 5500年），曾发掘到一个长数厘米的大理石制作的蚕形饰。其上的蚕形被学者确认为蚕。 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民居遗址（距今约 5600 ～ 6000 年）中，出土过一个半截蚕茧。此蚕茧残长约 1.36厘米，最宽处约为 0.71厘米，曾被利刃所截。 1958年，在浙江省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 4700年左右）中，出土过一些纺织品。经鉴定，这些纺织品中有丝麻两类。丝制品有绸片、丝线和丝带，绸片尚未完全碳化，呈黄褐色，长 2.4厘米，宽 1厘米，属长丝制品。丝纤维截面积为 40平方微米，丝素截面呈三角形，全部出于家蚕蛾科的蚕。 1960年，在山西省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过一个长 1.8厘米，宽 0.8厘米，由 6个节体组成的陶制蚕蛹形装饰。 1984年，在河南省荥阳县青台村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些丝、麻纺织品，其中丝织品除平纹织物外，还有组织十分稀疏的罗织物。上述出土文物说明：在距今 6000年之前，蚕即引起我们祖先的注意和观察（甚至有可能已开始利用），在距今 5000年之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已有了蚕业生产，也就是说，我国蚕业的源头，至少可以定在新时期时代晚期。 [ 3 ] 诚然，一千多年前的北周，人们还没有办法根据出土的考古材料考证中国蚕桑业的起源时代，但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祖先崇拜。 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 4 ] 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古时候的人们当他们不能对某种事物的起源发明做出合理的解释时，他们更乐意把荣誉的光环放在古代圣贤身上。例如黄帝，古人将许多发明创造都与黄帝联系起来，《周易·系辞》记载黄帝做杵臼，“断木为杵，掘地为臼。” 《世本》载：“伯益作井。”孙冯冀注云：“黄帝见百物始穿井。” 《吕氏春秋》中说：“黄帝有陶正。”《通鉴外纪》详述说：“黄帝命宁封为陶正，以利器用。”《古史考》亦道：“黄帝时有釜甑。”《物原》则说：“轩辕作碗碟。”《稽古录》说黄帝“始制轩冕，垂衣裳。”《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 髯 下迎黄帝。”《帝王世纪》称：“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轩辕本纪》记“黄帝筑城造五邑” 。《淮南子》说：“黄帝造车。”《古史考》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车。”《史记·历书》载“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黄帝时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发明时代、英雄时代，古人把 杵臼、碗碟、车等的发明都追溯到黄帝。 历史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渐渐地把蚕神与黄帝时代联系起来，在北齐以黄帝为蚕神来祭祀。而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将蚕神与黄帝时代的一位女性联系起来似乎更为合乎情理，于是历史选择了嫘祖，嫘祖成为中国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者和蚕桑业的保护神。

    其次，嫘祖为黄帝元妃，将嫘祖奉为蚕神更有权威，更有影响力。《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通志·三皇纪第一》说：“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亦曰女节，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山海经·海内经》称：“黄帝娶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他将中华民族带入文明阶段，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受到后人极大的崇敬和爱戴，将黄帝的元妃嫘祖奉为蚕神，可以借助黄帝的光环，扩大蚕神的权威和影响力。反过来，将嫘祖奉为蚕神，又更能够彰显黄帝的英明。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古代女性是纺织业从业者的主体，将女性角色奉为蚕神更为适宜，汉代祭祀的蚕神菀窳妇人、寓氏公主以及嫘祖都为女性。《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了妇女们采桑的劳动场景：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考工记》中将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并列，合称为“国之六职”，“ 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墨子·非乐》也称：“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 ,此其分事也。”

    最后，嫘祖被尊奉为蚕神目的是为了促进蚕桑丝绸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丝绸制品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公元 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 23 ～ 79 年）在其所著的《自然史》中写道：“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并说：“中国或作塞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因其是东西方之间运送丝织物的主要通道而得名的。丝绸业在我国古代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农桑生产。《汉旧仪》云：汉代置“蚕官令丞”，为指导全国养蚕事业的专职官职。《四民月令》中记载了从养蚕到缫丝、织缣、擘绵、治絮、染色的全部生产过程，说明养蚕织帛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隋书·地理志》中记载：“豫章之俗，颇同吴中，一年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鸡鸣布。”宋朝奖励蚕织的诏令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建隆三年（公元 963年）“命官分诣诸道申劝课桑之令”，神宗熙宁二年（ 1069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专领农田水利，民增种桑柘者，毋得加赋”，光宗绍熙三年（ 1192年）九月丙申“劝两淮民种桑”，理宗宝庆三年（ 1227年）三月庚戌“诏郡县长吏劝农桑，抑末作，戒苛扰”。 [ 5 ] 明代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农桑成绩是官吏考绩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汉代以后统治者还通过“祀先蚕”的祭祀活动，以达到促进养蚕制丝业发展的目的。从北周开始嫘祖被奉为蚕神祭祀，统治者期望通过嫘祖的影响力和祭祀本身的示范作用，在全国形成重视蚕桑的局面，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嫘祖被抽象为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者，被尊为蚕神，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以嫘祖为象征推动蚕桑丝绸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嫘祖是中国蚕桑丝织的发明者和养蚕缫丝技术的代表，是中国纺织技术的象征。嫘祖发明丝织的传说在中华文化史及科技史上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 释：

    ［ 1 ］ 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 2002年。

    ［ 2 ］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 3 ］ 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 2002年。

    ［ 4 ］ 顾颉刚：《与 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 5 ］ 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 2002年。

    作者简介：

    王星光，河南省获嘉县人， 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科技史、先秦史的教学和研究。

    马伟华，河南省渑池县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科技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