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民间传说之一，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并称为我国著名的四大民间传说。虽然《梁祝》传说的起源较晚，但是流传的地域更为广泛，影响更为巨大，可以说达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地步。同时，对《梁祝》传说的理论研究，也与《孟姜女》一样开展得比较早，而且卓有成果。

　　“五四”以来梁祝研究综述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我国的民间文学界带来了新活力。随着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国学门月刊》的创刊，《梁祝》和《孟姜女》的理论研究，几乎同时兴起。l926年1 2月，钱南扬首先在北大《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1 9 3 0年1月，钱南扬又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第九十二期上，发表了《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和征求》一文，向全国各地学术界征求梁祝资料。这一研究课题很快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支持，征集到不少各地流传的梁祝故事、歌谣，终于在l 9 3 0年2月的广州中大的《民俗》第九十三至九十五期合刊上，出版了“祝英台的故事”专号。这个专号上选刊了十六篇文章，内容丰富、考证详实、范围也广，涉及到全国各地以及地方志中的《梁祝》传说、唱本、戏曲等等资料，文章有：冯贞群《宁波历代志乘中之祝英台故事》、钱南扬《宁波梁祝庙墓的现状》、马太玄《宜兴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顾颉刚《华山畿与祝英台》、马太玄《清水县志中的祝英台故事》、刘万章《海陆丰戏剧中之梁祝》、阮君《祝英台的歌》、黄朴《祝英台与秦雪梅》、钱南扬《词曲中的祝英台牌名》、顾颉刚与钱南扬《关于祝英台故事中的戏曲》、谢云声《祝英台非上虞人考》、谢云声《闽南传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袁洪铭《梁山伯与祝英台》、钱南扬《祝英台唱本叙录》等等。钱南扬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祝英台故事叙论》。他在叙论中分“原始故事的臆测”、“故事的增饰附会”和“故事的流传”等三部分。从纵的历史和横的地理两方面，详细地考察了梁祝传说的历史发展，故事流变以及地域的传布。正如容肇祖在《祝英台故事序》中所说：“这个专号，自然是钱先生继续顾颉刚先在《孟姜女》故事的工作而成功。并且这专号又是顾先生到杭州时来信说及钱先生有这一大堆稿子，因此我催促他编成的。我们很感谢钱先生为学问而努力的热心。”“更佩服钱先生论事的精审”。因为钱南扬在专号中尚未断定这故事确在梁元帝以前。自这以后，北京的《晨报》副刊《学园》、杭州的《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妇女与儿童》月刊、上海的《时事新报》、《青年界》、宁波的《民俗旬刊》以及绍兴的《民俗周刊》等等，也先后发表了一批关于梁祝传说、歌谣、戏曲以及研究文章，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了第一次梁祝理论研究的新高潮。

　　建国以后，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以后，王亚平在《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上就发表了《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文。文章首先认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很受人民大众所喜爱。这两个人物，一直活跃在人民大众心里，有着持久的艺术生命”。接着文章概述了民间唱本、戏曲、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后，最后认为，“虽然，在旧社会里，穷苦人婚姻的痛苦更大，但这个故事既然成为一个传说中的典型，为了保存并批判地接受民间艺术的精华，也该更好地收集这类资料研究、整理，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丰富它的形象，使它的艺术生命更长远地流传下去。”

　　随着越剧、川剧、京剧等剧种对《梁祝》戏曲的改编，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指引下，自l 950年开始，在全国报刊杂志上也开展了对梁祝戏曲改编的讨论，从梁祝故事的起源演变，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梁、祝人物性格的分析，发表了不少有见解的文章。讨论持续到一九五四年，据不完全统计，五年中在北京的《人民日报》、《新民报》和《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大众戏曲》、

　　武汉的《长江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等主要报刊上共发表了六十多篇评介文章。对梁祝戏曲改编中的问题，展开了“百家争鸣”。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何其芳《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人民日报》，1951年3月l 8日)、雨辰《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北京《新民报》1950年9月8日)、舒天一《应该严肃对待剧本改编与演出工作——评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北京《新民报》l952年8月2 5日)、阿英《关于川剧<柳荫记>》(《光明日报》1952年l 2月l 7日)、戴不凡《谈<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文艺报》1954年2月15日)等等。

　　为了配合戏曲界对《梁祝》的讨论，这期间也出版了两本资料。一本就是路工在l 9 5 5年编选的《梁祝故事说唱集》，先后由上海出版公司、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过，书中收录了在民间广泛流传十五种关于梁祝故事的说唱作品。体裁包括传奇、民歌、鼓词、木鱼书和弹词等，大都为历代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有浓厚的民间文艺色彩。书前还有《同窗记》中的“访友”、“河梁分袂”等八幅图片。共二十一万字。是迄今所出版的一本最丰富的梁祝故事资料集。在“写在前面”一文中，编者还阐述了梁祝故事的起源、衍变，故事的主题思想、故事的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分析，是解放以来用新观点撰写的关于梁祝研究的一篇较早的学术文章。

　　1956年，钱南扬也辑录了一本《梁祝戏剧辑存》，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共辑录了十八种民间地方戏曲。论时代，有元、明、清三朝；论地域，有浙江、安徽、山西、湖北、广东、江苏八省；论剧种有戏文、传奇、川剧、楚剧、粤剧、沪剧、江淮剧、洪洞戏、宁波戏、绍文戏、秧歌戏、吹腔、徽池调等，可见梁祝戏曲流传的久远广阔，式样的繁多了。正如钱南扬在“后记”中所说“这十八种中间，绝大部分是地方戏剧，是从劳动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无论怎样粗俗、幼稚，却不能掩饰它的天真质朴的本色。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到剧种本身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到相互问的影响，是供研究戏剧史者的参考”。

　　建国以后关于梁祝的研究和讨论，大都是从戏曲改革角度出发的。但是，戏曲梁祝的改编演出，也反馈、回流到民间，使《梁祝》故事的流传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从民间文学角度来探讨，研究梁祝传说的文章，虽然也不少，但是比较全面，比较引人注目的，要数罗永麟在1 9 7 8年发表的《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罗文从故事来源、发展、情节演变、人物性格等等方面，全面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将《梁祝》故事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自东晋六朝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到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晚唐张读《宣室志》等为梁祝故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封建文人的插手利用梁祝故事，借以宣扬封建礼教，以致使故事的情节主题，从这时起单线发展为双线。从宋代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到明清的戏曲、唱本和民歌，最后到清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是故事发展的第二阶段，梁祝故事到此才完全形成。最后，罗文认为，从清到现在是故事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说自清到解放前，梁祝传说、戏曲和唱本，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增加一些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基本情节与《祝英台小传》没有多大出入。直到解放后，由于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方针，戏曲面貌焕然一新，梁祝戏曲在舞台上有了新的发展。现在新改编的京剧、川剧、越剧梁祝戏，就代表了梁祝故事的这个发展。

　　梁祝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梁祝故事的理论研究，自“五四”以来学术界曾发生过二次较大的争论。

    第一次，自l 93 1年至l 93 5年期间，先后在北京《晨报》副刊“学园”和杭州《妇女与儿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陈光垚的《梁祝故事的讨论》、《再论梁祝故事》；谢兴尧的《梁祝故事的研究》、《梁祝故事的影响》。赵景深的《祝英台故事小论》；洪亮的《祝英台故事的研究》(上、下)等文章，掀起了一次《梁祝》故事讨论的热潮。 第二次，建国后的l950年至l954年，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先后对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川剧《柳荫记》、越剧《梁祝哀史》以及通俗小说《梁山伯与两种文化的争夺，还表现在庸俗，低级的封建文化上。如清朝流传的《梁山伯宝卷》，为了强调祝英台的贞操，化了不少笔墨来写梁山伯是如何如何发现祝英台是女的，而又被祝一次次掩盖过。类似这样的描写，不仅无助于突出祝英台的叛逆性格，同时也损害了忠厚老实的梁山伯的可爱形象。对这种庸俗的封建文化，路工在文章也提到。他说： “也有些经过文人修改的作品，常在重要的矛盾点上轻描淡写，或者应付过去，对无关紧要的琐碎生活，添油加醋，如梁祝读书时，不断的去写梁山伯发现祝英台是女性，这样就失去了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光彩，变成庸俗的低劣的作品。” 总之，民间流传的梁祝，朴实地反映了人民追求自由婚姻的强烈愿望，而封建文人却千方百计来歪曲《梁祝》的主题思想，达到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这就反映了《梁祝》传说流传过程中的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民间流传的《梁祝》故事和文人的创作、改编。

　　郭沫若1950年3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曾指出，“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但是，这种加工、提高、发展和创造，应该忠实于民间文学原来的历史面貌，不能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反对任何违反古代历史现实，古代人物性格的乱编乱改。建国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对梁祝故事的改编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如1950年9月龚纯发表在北京《新民报》副刊“新戏剧”上的《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一文，在评论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时，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文章首先否定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唱本和地方戏，他说：“我从别的一些地方戏以及一些小调唱本里，看过或听到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里，梁山伯是一个十足的傻蛋，不仅毫不理解人生里面的爱情，甚至连生活里的一些小节也一无所知。而祝英台在此时，也就变成了淫贱的婢女似的，毫无羞涩，风情毕露，下流而恶劣。我看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民间艺人未免糟踏这两位屈死的情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作者或演出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思想内涵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而多半是从地主资立阶级的立场来处理它。”文章作者就这样给许多表现梁祝的民间唱本、地方戏，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的帽子。接着文章批评《梁祝哀史》并没有对原来的传说“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没有“将前人给予梁山伯祝英台的思想面貌加以清刷”。为了“美化祝英台与梁山伯”，文章认为，《梁祝哀史》里“缺乏斗争”，“只看到祝英台背信弃义，不敢有积极的斗争，在某种程序上祝英台成为柔弱无刚的人物”，没有能够“使多少年月里被一些老艺人歪曲了的祝英台获得解放”，“树立了一个不屈的自由女性塑像”。

    对梁祝故事改编的不良倾向，是相当带有普遍性的。又如五十年代初，河北省文联主编的《河北文艺丛书》中，也有一本根据旧评剧和旧的秧歌剧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者在“前言”上这样说“旧评戏和秧歌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宿命的、迷信的，因此祝英台在全剧中没有一点反抗的意义，而“死”给人的印象不过是命运而已，这是封建统治者愚骗群众的地方”。由于改编者有这样的看法，因此，这个改编本差不多完全丧失了民间梁祝传说原有的面貌和色彩，成为一个很平庸的脚本。最后的结局当然也不会再是“迷信”的坟墓裂开，祝英台走进去，而是改为祝英台“用剪刀刺入喉中而死”。而且，祝英台的父亲讲起这样的话，“这都怨我把事做错 !逼死了女儿，这回我明白啦。也晚了……(唱)包办婚姻起祸根，逼死女儿骨肉亲。屈死的女儿啊……”全剧到此结束。 对于以上一些不好的倾向，何其芳曾在《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文中批评过。他在文中说，“各地表现这个民间故事的唱本和地方戏脚本说来，它们一般都是保存了相当多的劳动人民的色彩和想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个传说的面目和意义。虽说它们常常难免有缺点，甚至即令其中个别作品或个别部分真是受了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无论如何也不能笼统地说许多表现这个传说的唱本或地方戏都已经变质为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其‘思想影响'的东西。梁山伯的质朴、祝英台的大胆，不是‘傻蛋'，也不是‘淫贱'，这样的性格正是劳动人民美化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就是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的区别。

　　梁祝传说是广大人民在历史前进过程中集体创作的一种口头文学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传说产生的年代、故事中的人名、地名等等。但是，它并不等于历史，也不等于真人真事。然而，在梁祝传说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二种追求历史真实的倾向。一种是说历史上梁、祝实有其人其事。近两年来全国不少报刊都先后转刊了《历史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章，说的是明朝鄞县有个县官叫梁山伯，为官清正，秉公办案，人称“梁青天”，一再留任，连续当了九年县官，最后辛劳成疾而亡。百姓为他择穴下葬，发现下面已有一坟穴，碑上写着“南北朝陈国女侠祝英台之墓”，载着侠女为民除害，最后被马文才毒死事迹。于是，百姓庆喜两人生前都未结过婚，就将清官侠女两坟合而为一。几经流传，就产生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其实，这本身也是一则民间传说，原名《清官侠女骨同穴》，最早刊于1982年第4期《山海经》上，经好事者转辗摘抄，就成为梁祝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新闻了。

　　另一种是说梁山伯是鄞县县令，地方志书上曾多次记载，并考证庙墓，证实有其人。如白岩在1985年4期《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的《宁波梁山伯庙与民间传说》一文，他在详细查考了地方志书上的记载，认为“梁山伯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说他在任鄞县县令时，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曾经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例如兴修水利，治虫灭害，助人为乐，除暴安良，反抗侵略等等，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崇敬，在他死后，就出现了为他修坟建庙之事。白文还认为鄞县高桥乡楼桂法保存的二块羽毛花纹汉砖(高桥乡梁祝坟墓中的)，可以证实“梁山伯之墓很可能就是真的”，因为“汉、魏、晋三朝相距不远，东晋时代为梁山伯造墓使用汉砖是很自然的事”。最后，白文还认为，“从梁祝传说的起源与衍变来看，再一次证明了民间文学既有文学价值，也有其科研价值”。鄞县梁祝传说也“证实梁山伯历史确有其人”，“实是真墓”。

　　其实，梁祝传说遍及全国各省，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和南洋等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梁祝读书地方三处，坟墓七处，庙一处。其他有关梁祝的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也小少，这能不能说明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有梁、祝其人呢?如果每一个故事流传的地方都去考据梁祝历史的真实性，那就要使梁祝研究误人歧途，变得毫无意义。梁祝读书处，坟墓庙之多，主要说明这一传说流布地域的广阔和故事变异的可信性。正如1959年郭沫若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鱼台时题诗所说，“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

　　第四个问题，是《梁祝》研究中神话与迷信的区别。

　　马克思说：“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所以，最初的神话和神是一个东西，在后来的发展中，有的变成了神话，有的则成了神。这种神话与迷信搅在一起的情况下，在梁祝研究中也出现了混淆不清的现象。如1 9 5 0年东山越艺社在北京演出《梁祝哀史》，就有人在《新民报》上指斥“化蝶”说，“尾声里面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因此，赣剧《梁祝姻缘》、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删去了“化蝶”一场，有的改为祝英台用剪刀刺入喉中而死“。有的改为祝英台”向石碑一头撞过去”，“气绝而亡”。甚至祝的父亲也因此而“觉悟”，认识到自己是“刽子手”，并且说，“古往今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约束之下，不知葬送了多少儿女的幸福!如今为父觉悟了，就使你和梁相公的阴灵相伴一处去吧!”

　　以上例子，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外，主要还是对神话与迷信不能很好的区别。梁祝故事还不是神话而是传说，但是它广泛流传以后，就居然有的地方修建了读书处，有的地方造坟立庙，而供祝英台的地方甚至成了“送子殿”，出现了“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怪现象。

　　所以，要区别神话与迷信，要区别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迷信，不是从它们的外表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细心体会它们的内部意义，仅仅从外表看来，它们都是事实上不可能有的事情，但从内部意义来考虑，它们的区别就明显了。“迷信是歪曲现实的，引导人走向无知、愚昧，并屈服于自然界和过去的统治阶级；好的神话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却是曲折地或者大胆地表现了人的可贵的梦想与愿望，

　　并且常常通过一些美丽的形象来表现”。“梁山伯的坟墓在大雷雨中忽然裂开，祝英台跳了进去。她被人扯下的裙子变成为一双蝴蝶，或者他们本人变为蝴蝶，那正是庄严的形象，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爱情最后战胜了当时的婚姻制度，这绝不是迷信”。

　　梁山伯传说研究的新动向

　　当前我国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清除了“左”的思想干扰进一步活跃起来，《梁祝》的理论研究也如《白蛇传》、《孟姜女》理论研究一样，列入到江浙沪两省一市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梁祝传说的理论研究，正面临大好的形势。这大好形势的标志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初步摸清了“五四”以来关于梁祝传说的理论研究情况，为下一步开展梁祝传说的理论研究指示出一个新方向。综观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梁祝传说的研究，曾先后在三十年代和五十代初出现过两次学术上研究热潮，发表过一百多篇理论研究文章，其中既有根据历史文献所作的研究，也有各地梁、祝名胜古迹和流传口头上的梁祝传说的调查。

　　虽然两次研究讨论是围绕着历史学和戏曲改革角度来进行的，但是也涉及到民间文学，基本上摸清了梁祝传说的起源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衍变情况，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梁祝》传说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一批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梁祝》珍贵资料。

　　其次，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间文学“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的方针进一步贯彻，全国各民间文学报刊都刊载了不少关于梁祝的传说、歌谣、唱本、地方戏，特别有不少是来自浙江杭州、宁波、江苏宜兴等有关梁、祝名胜古迹的民间传说，如流传浙江杭州的《续诗遇山伯》、《游湖遇难》、《双照井》、《焦骨牡丹女儿心》等；流传宁波的《清官侠女骨同穴》、《托梦助阵退倭寇》、《马文才的脸为什么红》等；流传江苏宜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琴剑冢的由来》、《祝英台发誓栽月季》、《师母巧编竹墙隔梁祝》等；流传湖南的《梁祝故事》以及流传国外朝鲜的《梁祝复活留人间》等等，这些《梁祝》传说都以性格鲜明的梁祝人物形象，耐人寻味的爱情波折，优美的依附于秀丽山川的故事情节，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都为下一步梁祝传说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三，随着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的展开，配合二省一市梁祝传说学术讨论的需要， l 9 8 6年舂夏先后在上海《采风》、浙江《山海经》、《风俗》等报刊杂志上刊登了征集梁祝资料的故事，向全国各地广泛征集流传各民族、各地区的梁祝传说、歌谣、谜语、谚语、曲艺、戏曲以及民间美术等作品、图片、照片。到目前为止，已征集到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梁祝》的大概传说、歌谣、唱本、地方戏记录、印本、抄本。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长期流传而未被采录的各民族关于梁祝长篇叙事歌，有贵州苗族、云南白族、四川土家族、仫佬族、广西瑶族、浙江畲族以及福建、江西、河南等汉族的关于梁祝叙事长歌和唱本，它们以内容的地方化、形式的民族化，显示各民族《梁祝》传说的瑰丽的艺术特色，可以进一步加以比较研究，以窥见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的现象。

　　第四，作为梁祝传说发源地之一的浙江，今年将先举办以梁祝为中心议题的学术讨论，为下一步二省一市的梁祝传说学术讨论作好各项准备。

    根据上述几项有利条件，可以相信我国著名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祝，也将和《白蛇传》、《孟姜女》一样，将在前辈专家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采集到的大量丰富的原始记录资料，采用各种新研究方法，必将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梁祝传说的理论研究更进一步推向纵深发展，从而取得更大的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