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行书五言诗

    正德五年，刘瑾伏法，凌迟处死。李梦阳获得昭雪，起用为江西提学副使。然而官场的风气依然如故，像他这样锋芒毕露的风格，很难适应腐败的官场氛围，几个回合下来，终于落得“冠带闲住”的下场。

　　樊树志

　　弘治、正德年间蜚声文坛的李梦阳，其文章被张岱誉为“出风入雅，凤娇龙变”，是当时名扬天下的“七才子”之一。《明史·文苑传》如此赞扬他：“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引者按：应为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

　　“卑视一世”是他的特点，文学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狂放高傲，无所顾忌。正如张岱《石匮书·文苑列传》所说：“与同时者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而梦阳更以气节奕奕诸郎间。”确实，和其他才子相比，他真的“气节奕奕”。仕途生涯中，有两件大事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疾恶如仇的品格。

　　弘治六年得中进士后，李梦阳出任户部主事，以后晋升为户部郎中。弘治十八年他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应诏上书”。这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的格调，和后来海瑞的《治安疏》一样，都模仿贾谊的《论时政疏》，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他把奏疏的要点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惹来麻烦的是“六渐”中的“贵戚骄恣之渐”，涉及最为敏感的焦点——皇后张氏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陛下至亲莫如寿宁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寿宁侯……今寿宁侯招纳无赖，罔利而贼民，白夺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掳人子女，开张店房，要截商货，而又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虎翼……臣窃以为宜及今慎其礼防，则所以厚张氏者至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一贯骄恣横暴的寿宁侯张鹤龄全力反扑，在辩解奏疏中，抓住“则所以厚张氏者至矣”一句，诋毁李梦阳“称皇后曰‘氏’”，是“谤讪母后”，罪当斩首。张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亲自出动，到皇帝面前哭诉，请求把李梦阳逮捕法办。

　　孝宗皇帝和他的父亲截然不同，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为了堵塞金夫人的口，不得不把李梦阳关入锦衣卫诏狱，然后向内阁大学士们征询意见：如何看待李梦阳上书言事？内阁首辅刘健认为是“小臣狂妄”；内阁次辅谢迁认为是“赤心为国”。他倾向于谢迁的意见，一个月以后，就在锦衣卫镇抚司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令复职。”把李梦阳官复原职，仅仅扣罚三个月俸禄了事。金夫人和寿宁侯极为不满，依然抓住“张氏”二字不放，请求皇上严惩，孝宗拍案而起，厉声回答：“张氏者概举之称，岂一门皆‘后’耶？”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据陈建《皇明从信录》记载，事后他和兵部尚书刘大夏谈起此事，一语道破：“梦阳本内事关戚畹，且语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狱。镇抚司本上，朕试问左右，当作何批？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锦衣卫挞以释之。’朕揣知此辈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责致其死，以快宫中之怒，使朕受杀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释复职，更不令法司拟罪也。”在孝宗心目中，李梦阳是一个难得的“直臣”，他不愿意为了满足外戚的愿望而枉杀一名“直臣”。为此，他在南宫宴请张皇后和金夫人、寿宁侯，单独与寿宁侯交谈，寿宁侯张鹤龄听了皇上的训诫，脱帽叩头不已，从此稍稍敛迹。有一天，李梦阳路遇寿宁侯，当街数落他的罪恶，竟然举鞭把他的两个门牙击落。寿宁侯鉴于日前皇上的训诫，只得隐忍。所以张岱称赞他“气节奕奕”。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三十六岁的孝宗病危，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来到乾清宫寝殿，跪在御榻前听皇上托孤。孝宗知道自己唯一的儿子朱厚照自幼喜好逸乐，将来必定“纵欲败度”，对三位大学士说：“东宫（太子）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每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他做个好人。”次日，孝宗驾崩，十八日，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就是明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