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东汉末年的汉魏受禅事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我国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次政权和平交替的典范；是对我国史前文化传说中禅让制的继承和发扬。它直接导致了统治中国四百余年的刘汉王朝的灭亡和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结束了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为晋朝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就汉魏受禅的前前后后谈一谈肤浅的看法。
 
    一、汉魏受禅的历史背景
 
    东汉自和帝起到灵帝的九代皇帝中，大多都是在幼年被推上皇宝座的，又都是短命的皇帝。其中和帝刘肇10岁称帝，在位17年。殇帝刘隆则寿命更短，死时年仅2岁。安帝刘祜也是10岁登基，32岁驾崩，顺帝刘保以11岁登基，在位19年，30岁时死亡。冲帝刘炳即位时年仅2岁，3岁就死去了。质帝刘瓒8岁即位，9岁时被外戚梁翼毒死。恒帝刘志15岁被梁翼扶上皇帝宝座，36岁时死亡了。灵帝刘宏34岁死去，在位22年，登基时也仅12岁。灵帝死后，17岁的刘辨被外戚何进扶上皇帝宝座，第二年便被董卓先废后杀。从以上所述的东汉9代皇帝中，以灵帝刘宏在位时间最长（22年），寿命最长（34岁）；殇帝登基时年龄最小（仅1岁），寿命也最短，死时仅2岁；又以少帝登基年龄最大（17岁），在位时间最短（8个月），而这些皇帝的沉浮大多与外戚或宦官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东汉中后期的几代皇帝几乎都是在幼年或童年即位，由皇太后临朝称制，造成了外戚的专权。到皇帝长大后，专权的外戚就与皇权发生矛盾，皇帝便依靠宦官诛除外戚。于是又出现了宦官专权，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相互倾轧，是东汉中后期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灵帝死后，外戚何进为清除宦党，与袁绍、董卓诛杀宦官，因密外泄，反被宦党所杀，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先是接到何进的通知，在率兵进京途中闻知何进密谋外泄被杀，京城有变，急率军进入京都洛阳，控制了东汉政权。废少帝，立少帝之弟，9岁的刘协为帝，是为献帝，改元初平。董卓则自称丞相，不久又毒死了少帝刘辨。董卓掌权后在朝中飞扬跋扈。他的部队野蛮残暴，在京都洛阳“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后汉书·董卓传》）甚至以击杀盗贼为名，大量杀戮无辜百姓，如“卓尝遣人到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架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后汉书·董卓传》）。公元192年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与吕布合谋，杀死董卓。之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以替董卓报仇为名进攻长安，杀王允、黄琬等。随之李傕、郭汜互相攻讦，在长安城中厮杀。“一人劫天子（李傕）一人质公卿（郭汜）”（《资治通鉴》卷五十三）使长安城中“人相啖食，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后汉书·董卓传》），公元195年冬，献帝在杨奉、董承等的保护下逃出长安，绕道安邑（今山西夏县），196年春才辗转到达洛阳。当时洛阳的情形已经是“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土所杀。”（《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直到曹操从洛阳迎献帝都许，才转变了献帝穷途末路，心惊胆颤的窘态。
 
    从另一个方面讲，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结果，直接导致了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更加腐朽。桓灵二帝后宫彩女数千人，衣食之费日耗数佰金，为弥补国库之不足，就加征田税，甚至卖官鬻爵。为了买到更高更实惠的官爵，买官者甚至不惜付数倍于定价的价格，仅曹操的父亲曹嵩买太尉一职就花了一亿钱，比定价高出了十倍。除此之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任意摊派，把灾祸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
 
    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不得不被迫离乡逃亡。公元170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了夫妇相食的惨状，农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口号感召下，“全国三十六方同时并起，烧官府取州郡，杀长吏，摧毁豪强地方田庄，没收其土地、财产，开仓救济贫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中国古代史·第八章·第五节》）至公元192年，起义军已发展到百余万人。经过这次大起义，基本上瓦解了东汉政权。献帝所接管的东汉王朝，已经处于名存实亡，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
 
    二、曹操的崛起与“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字孟德，小字啊瞒，沛国瞧（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灵帝时曾官至太尉，据文献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三国志·武帝纪》），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在削平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诸侯群雄混战割据，统一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说到汉魏受禅，尽管当时他已去世，但是仍然不能不提到他。
 
    公元189年，曹操自与袁绍等结盟起兵讨伐董卓开始征战生涯，到公元220年（东汉建安25年）中，通过自身卓越的才能和宏图大略，在平定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消灭袁绍北方势力，削平军阀混战局面中屡建奇功，把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逐渐置于自己的实际掌控之中，成了中原地区的真正主宰者。
 
    公元192年（汉初平3年）曹操在平定黄巾军起义中受降黄巾军30余万人，男女百余万人，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三国志·魏书》），公元196年（东汉建安元年）曹操乘李傕、郭汜因内讧而相互攻伐，洛阳陷入一片混乱之际，接受荀彧、程昱、董昭等人的建议，从洛阳迎献帝都许，从此假献帝旗帜，号令全国，是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开始。这一年献帝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201年，曹操以奇谋在官渡之战中击败北方最强大的政治对手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后曹操又先后铲除袁尚、高干等袁绍残余势力。平定北方的乌丸、匈奴；消灭了马超、张鲁的西部敌对势力至公元220年（东汉建安25年）整个长江以北大半个中国已在曹操的实际掌控之中。
 
    那么，曹操有没有废汉称帝的野心呢？笔者只能谈一些历史事实。建安十三年，曹操罢汉三公，置丞相，自为汉丞相，建安十五年，曹操自表心志“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魏书》）建安十八年，曹操被献帝拜为魏公。建安二十年五月，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上书称臣，并劝曹操称帝，曹操拿着孙权的表章对从僚属说：“是儿欲踞吾着炉上耶”（《魏略》）。也同是在这一年，汉待中陈髃、尚书桓阶上书要曹操废汉自当皇帝，云：“殿下应期，十分天下有其九，以服事汉，髃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三国志·魏书》），曹操则以“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对。从以上曹操的所作所为看来，曹操并没有篡汉之心，不论是因为远在西南的刘备及远在东南的孙权都虎视眈眈也罢，还是曹操本不存篡汉之心，不愿落篡汉骂名也罢，纵观曹操掌控汉室天下几十年的作为，曹操都践行了“吾为周文王矣”的诺言。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病逝洛阳，年六十六岁。纵观曹操一生，他具有超凡的胆识和雄才大略，有知人善任、求贤若渴的坦荡胸襟；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天才军事才能，有雄浑豪迈、坦荡激昂的文学家的气慨；有以民为本、于民生息的政治风度。尽管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众说不一，但他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和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魏晋时期社会的繁荣，各民族的大融合，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功不可没。
 
    三、汉魏受禅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曹操病死洛阳之后，汉献帝命曹操的儿子曹丕嗣位为魏王，改年号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到这一年的十月，其间先后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汉献帝亲下诏书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显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髃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绩、光宇宇宙，朕用垂拱负扆二十有余载。天不憖遗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潜神，哀悼伤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绍熙谦绪。”“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三国志·魏书》）通过这一事件，曹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掌握了汉室朝廷的大权。献帝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惮于曹操的威势，不得不让曹丕子承父业，继续掌控汉室大权。二是鉴于曹操刚刚刚去世，曹丕的威信还没有确立，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让曹丕掌权有利于朝政的稳定。三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与其让人把权力从手中夺去，还不如送个顺水人情。四是献帝还可能对曹氏父子抱有幻想，让曹丕掌握大权来延缓汉王朝的灭亡。总之无论怎么说，这都为汉魏受禅埋下了伏笔。
 
    第二，延康元年二月，曹丕把自己的心腹贾诩、华歆、王朗分别提拔到太尉、相国、御史大夫的重要位置，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势力。而在以后发生的受禅过程中，贾诩、华歆、王朗都成了曹丕的得力干将，为曹丕通过禅让的形式夺取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延康元年六月，曹丕开始南征，值得说明的是，曹操是这一年的正月病逝于洛阳的，曹丕也应该是在洛阳接受册封的。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中，曹丕既要为乃父料理丧事，又要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又要为受禅当皇帝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因此无暇顾及其它。待这一切都做完以后，曹丕先是在洛阳东郊举行了阅兵仪式，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发兵南征，因为当时汉的首都在许地（今许昌县张潘镇），以协迫献帝让权交印。有意思的是，竟有不明眼的人，竟然企图阻止曹丕的南征。时任度支中郎将的霍性就上书苦谏，劝说曹丕不要发兵南征，结果引起曹丕的大怒，招来来杀身之祸。在杀了霍性之后，曹丕“既而悔之，追原不及”。（《三国志·魏书》）
 
    第四，这一年七月甲午 日曹丕行至谯：“大飧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其间，曹丕还“亲祠谯陵”（《三国志·魏书》）
 
    第五，这一年十月癸卯日，曹丕下令：“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櫘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三国志·魏书》）
 
    以上两项，均为曹丕在篡汉之前，为收买人心而玩弄的政治手腕，目的是为了拉拢人心。
 
    除此以外，在这一年中，还多次出现了汉亡魏兴的天象或异事。
 
    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延康元年四月，“饶安县言白雉见”。延康元年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按照当时人们敬天畏命的迷信观念，这正是大魏代汉的征兆。
 
    以上这些情况，总之一条就是大魏应该代汉，曹丕应该当皇帝，因为大魏具备了代汉的天时（异常事件）、地利（十分天下、魏有其九）、人和（曹丕已掌握了汉朝天下的大权，群臣大多是曹氏父子的亲信近臣）。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人提及魏代汉此事，就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延康元年十月丙午日，曹丕率兵“行至曲蠡”，（今临颍县繁城回族镇，在张潘西南约40华里）献帝已感觉到皇位不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做顺水人情了。“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髃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这一方面说明了献帝对天下大势的充分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曹丕早已有篡汉之心，在这种情况下，汉帝不垂首禅让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献帝只好下诏，把帝位禅让于曹丕。但是，曹丕又是什么态度呢？从当时曹丕内心讲，他巴不得马上当皇帝。又惧怕落下篡汉的骂名，就只好一而再、再二三的推辞了。癸丑日，曹丕已经三次推让了献帝禅位的诏书。
 
    这一年十月乙卯日，献帝再一次册召曹丕禅代天下，这一次，又被曹丕拒绝了。在反反复复的禅让中，一直到已巳日，在众臣反复的劝说下，曹丕政治手腕玩尽，受禅各项准备工作齐备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了汉帝与众臣的请求，勉强答应献帝禅让的请求，答应献帝与众臣，做大魏的皇帝。
 
    根据尚书令桓阶的奏章，选择在辛未日（二十九日）举行受禅大典。于是，献帝就在这一天把传承二十四帝，汉家独享四百多年的传国玉玺奉让给了魏王曹丕。献帝传曰：“辛末，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三国志·魏书》）至此，自刘邦兴基，传承二十四帝，四百余年的汉王朝宣告灭亡。在东汉灭亡的第二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第三年（公元222年），孙权在建业称帝，国号为吴。从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自秦汉以来，国家统一的局面为魏、蜀、吴三国所代替。

 
    四、繁城与“汉魏受禅碑”“汉魏受禅台”
 
    临颍县繁城回族镇位于临颍县城西北部，颍河古道南岸，东南距临颍县城十五公里，西南距襄城约40公里，北距许昌市十五公里，东北距古魏都张潘（当时叫许）20公里，古官道南阳路就经过这里，在古代是一个著名的水陆码头。文献记载：春秋时繁城称“狼渊”（《左传》：“楚伐我，又师于狼渊”），汉时称“曲蠡”（《三国志·魏书》“庚午，行至曲蠡”）“繁阳亭”（《三国志·魏书》）“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东汉时期，亭为乡级行政机构，正是由于曹魏在这里受禅代汉，取繁荣昌盛之意，魏国代汉以后，曹魏政权为纪念这一发祥之地，而在这撤亭置县。唐贞观七年，唐政府颁令撤繁昌县使之并与临颍县，繁昌始称繁城，一直沿袭至今。
 
    繁城作为魏兴汉终之地，同时也是三国文化的发源地。在以繁城为中心的方圆10公里以内，可考的三国古迹遗址就有十处之多。其中在正南6公里，有当时司马懿驻扎的行辕，现为司马村；距司马村西约3里，有当时司马懿驻军的兵营，现为司马营村；在距繁城西南约10公里，与襄城县交界出，有当时的运粮河，曹冲称象处以及曹操的点将台，据传当年曹操就是在这里指挥官渡之战，此地现叫做“论城”。在繁城东北方约3公里的刘庄村，有当年因献帝下衣带诏而受牵连，后被曹操诛杀的伏皇后墓，在繁城古城正北方3公里处的古官道旁有一个村子叫歇马店，据传这里就是当年献帝赴繁城受禅时驻足歇马的地方。至于当年为筑受禅台取土形成的阔40亩的饮马坑，更是为众多三国爱好者所熟知。而在这众多的三国古迹遗址中，最为著名，历史价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当数位于繁城镇区的“汉魏受禅台”和“汉魏受禅碑”（又名“三绝碑”）

    “汉魏受禅台”位于繁城镇区最南部，紧邻明代护城河，是为当年举行受禅大典而修筑的灵坛。同时也是汉魏受禅事件最原始，最有力的实物见证。2001年，汉魏受禅台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曹丕在十分天归已九分的情况下，有心当皇帝又不愿落下篡汉的骂名，于是就玩弄政治手腕，鼓动身边的亲信大臣去协迫献帝禅让皇权。而献帝则迫于曹氏父子的威势，眼见汉室江山大势已去，不得不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同时，时任汉左中郎将的李伏首先向曹丕上表，列举了一系怪象异事，力图以天命论劝说曹丕当皇帝，而魏待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髃、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则为李伏劝说曹丕当皇帝推波助澜。也联名上表曹丕当皇帝，曹丕眼见实际尚未成熟，就下命坚决地拒绝了。癸丑日，在曹丕向众臣宣布了自己不当皇帝的决定以后，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人又反复以李伏所说怪象异事为根据拥戴曹丕当皇帝。而曹丕则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决心再次拒绝。乙卯日，献帝再次下诏书让曹丕当皇帝，曹丕则以“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来拒绝献帝的册封。经过庚申日，辛酉日众臣的反复劝进，曹丕则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众臣的请求。壬戌日，献帝又一次下诏让曹丕当皇帝，到甲子日曹丕再次退回了献帝的策书和玺綬。丁卯日，献帝又一次下令，册召曹丕当皇帝，巳巳日，曹丕还是让献帝收回了成命。在这反反复复就皇帝宝座让与拒的过程中，是曹丕真心不当皇帝吗？答案是否定的。曹丕并非乃父，如今时过境迁，曹丕已经实际上掌握了汉室天下，只不过是无冕皇帝，献帝也不过是受入操纵的木偶而已。曹丕又何尝不愿意尽早地成为明符其实的皇帝呢！只不过是为了为自己洗净篡汉嫌疑，落下一个在天命颐指，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不当皇帝不行的清名而已。于是，经过再三再四的推让，等到华歆、贾诩、王郎等四十六位公卿大臣联名劝进时，曹丕才办推办就地答应了自己做皇帝的请求。
 
    至于何时受禅，尚书令桓阶等人早已为曹丕安排好了，“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召王公髃卿，具条礼仪别奏”。（《三国志·魏书》）
 
    至于受禅地点的选择，是出于两种考虑的，一是在繁阳亭这个地方落过凤凰，走过麒麟，当时在这里出现过嘉禾。二是通过占卜，确定繁阳亭就是最佳的受禅地址。另外，据曹丕自己所说：“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三国志·魏书》）
 于是，曹丕接受了贾诩等人的建议，命司马懿率二十万精兵日夜不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在距繁阳亭12华里远的饮马坑处取土堆成了受禅用的灵坛（今名受禅台），根据文献记载，受禅台堆集成时，阔十亩，高五丈，为夯土结构，台分三层品阶台，每层有二十七级台阶，从台底到台顶总共81级台阶，寓九九归真之意。当时台上建有受禅的行宫，每层品阶台以汉白玉栏杆围成。按照已经择定的受禅吉日，魏黄初元年冬十辛未（汉延康元年十月辛未日夏历220年10月29日，）就是在这座为受禅而筑的灵坛上，举行了隆重而肃穆的汉魏受禅大典。曹丕接过了献帝亲手奉上的传国玉玺，宣读了祭告天地的诏书，成了明符其实的皇帝。而献帝则被封为山阳公。从此，刘汉王朝彻底的灭亡了。
 
    现存于繁城镇区献街村小学内的“汉魏受禅碑”是为把汉魏受禅事件传之后世而立，年代在汉魏受禅之后，曹丕病逝之前，距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它是记载汉魏受禅前后经过的最翔实的文字见证，是研究汉魏政权交替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与“汉魏受禅台”同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魏受禅碑”共两通，其一曰“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其一曰“受禅表”，二碑均通高3.4米，宽1.1米，厚0.32米，圭形碑额，无华饰，分别在碑名与正文中间处，有一直经0.2米的圆形穿孔，叫碑穿，圭形碑额和碑穿共同组成了汉碑的典型特征。其中“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记述的是华歆、贾诩、王郎等46位文武公卿大臣上书推举曹丕当皇帝的劝进表，由于这项奏章内容较长，碑的正面除按22行，每行49字排列外，在碑阴处另刻了10行。碑文整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将上奏章的46位文武公卿的官职、爵号、名字按品级的高低排列，从“相国安乐乡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诩······”一直排到第四十六名“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褚”。碑文第二部是劝说曹丕当皇帝的具体内容，首先讲了在联名上奏前汉帝禅让，曹丕固辞的情况：“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因天命以固请，陛下违天命以固辞。”曹丕则以“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庋，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来拒绝。紧接着从几个方面阐述了曹丕应该当皇帝的依据，第一方面是天命，从当时对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两本书《易经》和《论语》说起，“易称圣人奉天时，而论语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武王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第二方面列举了东汉末年由外戚与宦官交替当权造成的天下分崩，王室荡覆的混乱局面，以及曹丕之父---曹操为汉室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汉政在阉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墟，当此之时····而始有造于华裔。”第三方面，讲了曹丕当政10个月来的政绩：“陛下即位，光照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稳····弘乎周文。”第四方面，从天降祥瑞的角度阐明曹丕应该当皇帝：“人神并和，皇天则降甘露而臻四灵，后土则挺灵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咸素其色····无不毕备。”第五方面，说明了文武公卿劝曹丕当皇帝的由衷：“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鱼乎；’微大魏，则臣等之白骨交横于旷野矣。”第六方面再次从符命，曹丕的功德、民心的向背说明曹丕在这时当皇帝是“千世之时至之会，万载一遇之秋”。上述依据的陈述，令人信服的证明了曹魏代汉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势之所指、神之襄助。
 
    碑文的最后是46为文武公卿的签名落款，依次为“臣歆臣诩臣郎······臣褚”。
 
    受禅表碑正面碑文22行，每行49字，碑阴处无字。此碑分别记述了汉魏受禅的时间“魏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刻碑的原因：“皇帝受禅于汉氏，上稽古仪，下考前训，书录帝王之遗事···故立斯表”，曹丕受禅的公德“皇帝礼乾纲之懿姿，绍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该，钦明文塞，齐光日月，材兼三极···”兆应曹丕应该做皇帝的天象历数。“···其余甘露零于丰草，···嘉禾神芝奇禽灵兽穷祥极瑞者期之间盖七百余见···钦授天位”，曹丕的谦逊与禅让过程：“皇帝谦退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皇帝乃回思迁虑，”受禅地点的选择“卜之周易，筮之守龟···五反靡逮···，遂于繁昌筑灵坛，设遗宫，跱圭璧，储牺牲。”参加受禅典礼并见证这事件的相关人员“延公卿士，常伯，···匈奴南单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王侯君长之群入自旗门，咸旅于位。”曹丕受禅及受禅后，昭告天地大赦天下的情况。
 
    此二碑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千百年来二碑一直以她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受到广泛的推崇和赞誉。论其史学价值，二碑直接记载了汉魏受禅的始末，她的撰文者王朗、书丹者梁鹄、镌刻者钟繇三人都是受禅事件的亲历者，碑文中虽不乏对曹丕受禅的溢美过誉，近似阿谀之词，但她记述的内容却大多是历史的真实，特别是受禅时间的记述“魏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就印正了两部著名史学著作《三国志》、《后汉书》对受禅时间记述的谬误。其中，《三国志》中记载为庚午日（13日），而《后汉书》中记载为“冬十月乙卯”（10月30日）。根据欧阳修《读繁城受禅碑跋》的考证，当年10月根本就没有30日。论其文学价值，碑文不愧是出于汉末文学泰斗王朗之手，其述事言之凿凿，条理井然明理深入浅出，环环相扣，让人无懈可击。论证旁征博引，顺情入理，让人慑服，泼墨渲染中心，而惜一字来去冗节枝，可谓添字则余，去字则损，其出神入化的绝妙手笔，后世无出其右者。论其书法艺术价值，由梁鹄书丹，钟繇镌刻的字体虽为八分隶书，又具备了后世楷书的特征，其结构严谨，体势方正，简繁得体，和谐统一，其气度凝重遒劲，笔走龙蛇，豪迈纵逸，自然率直中又流露出遮掩不住的灵气。
 
    关于后世对受禅碑的评价，现有历代先贤赞语为证：
 
    唐·李綽《尚书故实》：“魏受禅碑为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古镌字皆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镌刻。”

    唐·韦绚《刘宾客嘉话》：“繁城受禅碑为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刻，堪称三绝。”
 
    南朝梁武帝：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水，岂虚语哉！
 
    宋·李昉《太平广记》：“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奇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隶书入神，八分入妙，八分则有受禅碑，称此为最也。”
 
    宋·欧阳修《读繁城受禅碑》：“其巨碑伟字，其意唯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与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
 
    明·邵宝：“受禅台碑依然在，庙寺馨香看是谁”。
 
    清·杨守敬：下笔如斩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
 
    清·康有为：今禅表遗笔独存、鸱视虎顾雄伟冠时。
 


    五、汉魏受禅对后世的影响
 
    汉魏受禅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是对我国古代禅让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禅让制开创于我国远古时代，史前文化传说中，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就是禅让文化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它包含着远古先民在政权过渡中最理性的选择，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宽容、大度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所称道。汉魏受禅则是除史前传说而外，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为后世的政权更替开辟了和平过渡的先河。《后汉书·孝献皇帝纪第九》载：“魏王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可见曹氏在受禅事件中对待一位逊位帝王的关照和礼遇，这与后世历代王朝更迭中血腥的杀伐又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尽管曹魏政权在以后的更替中被司马氏如法炮制，但司马氏却没有象曹氏对待献帝那样仁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典故一定会让我们想象得见在司马氏专权之下，魏帝的困境。在以后我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中，就连司马氏对待曹氏那种装装样子的情形也难以找到。“一将功成万骨枯”，历代王朝的建立，都是垒集于前代王朝的累累白骨之上。从这一点来讲，曹魏在取代东汉王朝中所采取的大度，包容态度，不能不为人称道。
 
    其次，汉魏受禅事件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党相互倾压中，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已经到了极点，再加上连年的灾荒战乱，给处于社会底层广大农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社会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人口大量减少，田园荒芜、物资匮乏，千里中原尸骨累累，荆棘丛生，狐兔出没，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对于国家而言，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特别是经受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王朝更是雪上加霜，大厦将倾的颓势已经明显的呈现出了。而与之共生的豪强并起，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盗寇蜂起，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恣意蔓延，社会发展急需一种新的动力来推动，一场新的社会大变革势在必行。

    曹魏的兴起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特别是受禅事件以后，成鼎立之势的魏蜀吴的三国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分别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必要的改革，推出了一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方法，使各自辖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曹魏在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成效最著。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曹操于196年（建安元年）接受枣祗、韩浩的建议，利用当时因战乱出现的大量无主荒地和破黄巾军得到“资业”在许下（今许昌市周边地带）募民屯田，一年以后就收到极好效果，以后曹魏又命国渊主持屯田，把屯田推广到统治区各州郡，“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国洲传》）从而解决了军需民食。曹魏中后期，在邓艾主持下又大兴“军屯”，在淮河中下游地区且田且守，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几年之后，“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晋书·食货志》）使淮河中下游地区成了富庶之区。曹魏屯田制的推行，主观上是为自己统一北方，稳定政权提供经济保证，而客观上却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实效，对后世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最典型的要数明朝洪武年间，明朝中央政府在中原一带实行的“移民垦殖”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延安解放区推行的“大生产运动”，其前者是把关中地少受战乱，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量农民移民到中原河南、山东、河北这些饱受战乱，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的地区去恢复生产，繁衍人口，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而后者则在打破日顽经济封锁，保证解放区军民供给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曹魏实行的“户调制”赋税制度，也对我国后事的赋税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204年（建安九年），曹操颁发了《收田租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集泽注》），对两汉以来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为以后各朝所采用。
 
    曹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作法，也是值得肯定的，曹操曾先后五次下“唯才是举”令，令中说不论人才以前有什么恶劣，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得到重用。曹操把“才”作为求贤的标准和准则，打破了以往重视门第和名节声望的传统，重视真才实学。同时又能知人善任，把大批“经国济世”之才汇聚到自己旗下，为自己在建功立业中所用，这一点直至到今天，也是有极大的现实和借鉴意义的。
 
    在汉魏受禅事件发生的一千八百年中后人对此事议论不休，褒贬不一，但无论后世怎样评说，汉魏政权的交替毕竟是通过受禅的形式，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是除史前文化而外，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以和平方式完成王朝交替的典范。而曹魏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汉魏受禅的积极意义也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作者：胡少杰系河南省临颍县繁城回族镇文化站站长，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