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前的慈云寺发展史,文字资料不多,只能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及慈云寺周围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碑文资料,简作阐述。 东汉时期(碑文载汉明帝永平七年),摩腾、竺法兰草修慈云寺。幽静环境中,二僧结跏跌座。静修悟禅,相互谈经说法,商讨译经中存在的问题和宣扬佛法的办法。并招收信徒宣扬佛教宗义;还斩除了寺院附近结网伤人的大妖蛛。
东汉末年。慈云寺以西的洛阳成为战乱中心,巩县是洛阳的门户,慈云寺附近的虎牢关、旋门关、小关、巩密关、辕辕关等战事频繁,董卓毁灭洛阳后自巳也披刺,埋在慈云寺附近(今董陵村)。数百里内荒无人烟,慈云寺毁灭殆尽。 魏晋时期,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在洛阳称帝后。重新营造宫殿,魏明帝时,崇信佛教,在洛阳及县周围修建伽蓝浮屠。西晋初期又在巩洛一带修建寺庙,慈云寺烟火又盛。但好景不常;“八王之乱”不仅祸及洛阳,慈云寺近处的关隘、小道,也争战频纷。
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及其母胡后皆崇佛,在洛阳龙门、巩县大力山下凿窟、造像、修复寺院,洛阳内外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处,慈云寺日趋兴隆。少林寺也于此时建立起来。因二寺邻近,慈云寺又系祖庭,僧众来往频繁,续焰排字,相互支持,因而至今慈云寺的古碑上仍记有“祖风是务,佛日增光,少林共祖,白马同乡”的铭语。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毁灭几尽,史书记载;洛阳内外的宫寺民居,“存者什二三”,慈云寺位居深山,当时名士又多藏山区,可能侥幸存下来。 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于尼姑庵,在庵中生活了十三年,在尼姑智仙抚育下。对佛教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统一天下后,诏告臣民“任听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建寺造像。家住巩、偃交界处的官宦子弟陈袆(后来的唐三藏,法名玄奘)就随其兄出家在巩县净土寺(今石窟寺)。在隋炀帝迁都洛阳后举办的大型佛事活动--无遮大会上,经过挑选,“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唐三藏被选中后仍在净土寺随师诵经,学业大进。一直到他十九岁,瓦岗军起义攻陷慈云寺附近的洛口仑,才与仲兄陈长捷奔洛阳,又到长安。此时的唐玄奘,对慈云寺已很了解,并十分敬慕,为他后来重修慈云寺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是慈云寺最兴盛时期。由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都重视佛教,尤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唐玄奘自印度取经回来后,把佛教推向了高潮,唐太宗,唐高宗都为其写了《圣教序》。唐三藏成了皇帝的座上客。唐三藏在洛阳期间,曾奉旨重修慈云寺。并亲自到慈云寺“开演大法,广度迷津”慈云寺名声大振。一直到唐武宗“会昌灭佛”,香火才渐次冷落下来。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后,即在巩县选建皇陵。“昔宋祖因山而陵,远取诸象,故葬于青龙山之阳”宋代佛、道并重,曾在宋陵内外建了许多寺院,如罗汉寺、定香寺、宁神寺、十方院、会圣宫等,请僧人颂经念佛,以超度和庇佑其先人,青龙山是其陵墓的重要龙脉,因而皇帝下令对慈云寺重新修装,使其成为受国家保护的重要寺院。这与碑文中宋代“敕建”相符。金兵入侵,对宋陵大肆盗掘,陵区寺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元兵入主中原,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喇嘛教(中国佛教的一支),禅宗中的临济,曹洞二宗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汉族大量逃逸,有的躲入寺院,“后显大唐并宋帝,重修至正、至元年”、“至正年间宗主广慧清辩大师续后重兴”,可见慈云寺在元代的近百年中,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曾两次敕修,仍然灯灯相续,焚呗不断。并于至正、至元(1355--1340)作了重修,至今存有两方元代塔铭和部分石刻。元代对出家僧尼采取本寺住持及耆老等保举、即给披度的政策在慈云寺保留了很长时间,现存碑文中屡有记载。
明朝是慈云寺的鼎盛时期。朱元璋十七岁出家于觉寺,建国开始就举办法会扶持佛教,以安定人心。朱元璋以后的明代诸帝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据慈云寺碑文载,大明正统九年(1455)二月,英宗朱祁钰皇帝曾下令天下重修梵刹。在施主李普信与云水五德禅师等率领下当年就对慈云寺进行了重修,于“正统(l448)十一年成造”。第一次重修为后来的大修奠定了基础。第二次由长沙太守之子、国家最高佛院北京大能仁寺国师弘善妙智的高徒觉顺(号南宗)从北京寻访祖庭于此,经过筹措,进行了一次大修,在朝廷和河南府的支持下。此次大修所筹资金甚巨。几乎牵涉到河南府各州、县、卫,巩县的各个村落,全国的十个省府。从明代宗景泰六年秋(1455)至明英宗天顺二年夏(1458)。历时三年多。奠定了慈云寺的基础和规模。
第三次由主持僧德安于明孝宗弘治庚(壬)子(1492)至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进行重修,又增建了伽蓝殿、祖师殿、两角门、钟楼、方丈、厨库、客舍、僧房和寺周围墙。
第四次重修由寺中主持道科、道增、道悟、道重等四人与归乡耆老杜德仁、赵景春、杨景等负责。全面重修的基础上,又增建了金刚殿、闰罗殿、官亭、斋厨。此次修建时间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
第五次修建也在嘉靖中兴时期,由主持道科发动全寺僧众十方募化,在寺后峰峦上始建地藏十王殿,“栋宇隆起,神像焕赫,凡登游瞻拜者,莫不以为此寺之奇观也。”
第六次重修于明神宗万历六年四月(1578)至万历九年(1581)十月,因寺内经常出事,以为风水有碍,将地藏十王殿拆除改建在天王殿东之隙地上。
第七次由僧人永随率领,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重修千佛大殿。
第八次由施主郝小泉及侄郝石重出资,于万历四十七年(1611)重修斋堂五间。
第九次由僧人远逢、永修、福田于崇祯四年(1631)对水陆殿之三十六轴神像作了彩绘。
第十次由主持僧远逢于崇祯十年(1637年)创建白衣阁。东西房、格扇门、木梯,修建台阶三十六级,石栏杆廿八根,月台。
慈云寺自正统九年(1444)至崇祯十年(1637)的192年中,经过大小无数次的创建、增建、重修,已达到“远公之庐山。达摩之少林,未逾此也。”
崇祯六年。(1633)年,李自成及当地起义军万余人“潜避”慈云寺及其属区内,“营踏遍野,飞鸟难入其中。树木僧房烧毁一空,甚至人马作秽。粪有尺余,其残破景象大不堪观矣!”
清代是佛道衰落期,但在官、僧、俗的努力下,顺治至乾隆时,又进行了十多次修补。其中以乾隆四十八(1783)年动工时间延续达十多年,工程较大。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黑石关建高级小学,附设建成师范科,提慈云寺资产(香火地七顷)作为经费(此校后改为蚕桑中学、县立中学等)。但寺院尚有一定资产。佛寺香火一直延续到清末。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修补与最后一块塔铭。第一次是大清立国后的第一个年头,(顺治三年1646年),按院承差李胤兰招募慈云寺僧人时,正殿前面忽然倾倒,后由僧众捐钱若干买草数十担对大殿进行了补茸,“不数日而成焉。”就在纪念这一次《草修正殿记》中,却对慈去寺自东汉至明末的发展作了一次全面总结。最后一块宣统元年(l909)的“上自下彦和尚塔铭”,通过一个归俗和尚牛护兰之笔,将慈云寺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铭文所记“光绪丙午(1906),朝廷变法。寺产归学堂十分之七,并迫身归俗。遗师独苦,口异常在,光绪戊申(1980)乃圆寂焉。身廑为殓殡并泐绪石,以志半僧师徒之情,云是为序。”其情至深,其意极明,不仅是慈云寺夕照中的最后一笔,恐怕也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最终总结。
传说牛护兰之后,慈云寺还有一个叫了太的僧人,民国初年去十方院存身。从此,慈云寺渐趋荒芜。民国十七年(1939)提倡破除迷信,寺中许多佛像被捣毁;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原由归黑石关蚕桑学校的慈云寺庙产权交归新心中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巩县县政府下令拆寺建学,寺院殿堂的砖瓦木料被拆运至北山口建新心中学用,尤为可惜的是,寺中一棵与慈云寺同年的、大有十圈、遮荫数亩的大白果树,也被伐掉,运往北官庄学校,建了一座三层高每层八间的教学楼。使这棵华北之最从此泯灭。(原标题:慈云寺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