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初到濮阳，在县城打听古十字街，几乎没有哪个人知道。虽然濮阳县是以“古十字街”之名申报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但这却不是当地百姓约定俗成的地名，当地百姓习惯称古十字街为“四牌楼”。

    其实四牌楼是一座单体古建筑，坐落在十字街中心，由四根方柱架起，绿色琉璃瓦顶盖，上面四角如翼，下面架空敞开，整体像个亭子。但若从四面分别看，却都是一个牌楼，所以称为四牌楼（也即四面楼）。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城市里，这样地处要道的建筑并不少见，例如北京的东四、西四牌楼，均是此类。

    一

 

    濮阳县城始建于五代时期，至今有11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县城中心的古十字街，其标志性建筑即是与古街一样古老的四牌楼。四牌楼建于明朝嘉靖元年，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为了表彰濮阳籍的名吏侯春、侯英父子而立，四牌楼四角高挑悬立，鳌顶镶嵌瑞兽，四面有四幅鼎，上书颛顼遗都、澶渊旧郡、河朔保障、北门锁钥。

 

    濮阳古十字街的建筑均为明清风格，前门开店，后面宅院结合，建筑主体主要是单层硬山顶、青砖灰瓦、房檐高挑的民宅，家家店铺都有精美雕刻做装饰。

 

    濮阳古称昆吾国。上古时期，濮阳地跨兖、冀二州，是黄帝与少昊两个部落的交接地带。黄帝与蚩尤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据说蚩尤之首就埋在台前县。　　

 

    春秋时期，因该地在濮水之阳，始名濮阳。秦赢政七年设濮阳县，之后朝代更迭，曾沿用澶渊、澶水、澶州、开州等名称，民国三年复称濮阳。

濮阳名胜古迹众多，最著名的有：帝舜故里瑕丘、玄宫、中心阁（俗称四牌楼）、中华第一龙出土遗址、会盟台、张挥墓祠、仓颉陵、子路坟、清丰亭、契丹出境碑及御井、唐兀公碑、八都坊等。

    历史上发生在濮阳的著名战争有：黄帝擒杀蚩尤的大战、商灭夏的“昆吾之战”、以少胜多的晋楚“城濮之战”、孙膑庞涓斗智的齐魏“马陵之战”、秦楚“濮阳之战”、郑晋“铁丘之战”、曹操吕布的“濮阳之战”等，古战场遗迹至今历历可辨。

 

    濮阳原为黄河古渡，五代前期，后梁后唐展开了黄河争夺战，后唐庄宗李存勖下令在此筑起城池，作为进攻开封的桥头堡。到了北宋，这座为攻打开封而筑的城，成了开封重要的北方屏障。作为州郡所在地，隋代在此地设立澶渊县，唐代升格为澶州。到了宋代，这里又成了澶渊之盟的见证地。

 

    穿过西大街，四牌楼西向400米有一处红墙灰瓦的院落，门口牌匾上大书“回銮碑”三字。院子里有一通古碑，一眼古井，据说都是千年前宋真宗的“真迹”。

 

    相传古井是为宋真宗饮水而凿；古碑即《回銮碑》，也叫《契丹出境碑》，碑文是宋真宗所赋《契丹出境》诗，传系真宗亲笔。

 

    史书记载，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与其母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以骁将萧挞懒为先锋，从幽州出发南侵，采取避实击虚战略，绕过冀（今冀县）、贝（今清河县）不攻，直抵黄河北岸澶州（今濮阳），急书一夕五至，宋廷大震。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幸成都。同知枢密院事寇准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当诛。”并苦谏真宗御驾亲征。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真宗在寇准等人辅佐下，从京都起驾至澶州南城，隔河不进，以观形势。寇准进谏说：“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望銮驾，若不渡河，人心益危，敌气未慑，此非取威决胜之策。”在寇准、高琼等人力促之下，真宗渡过黄河，来至澶州北城，登上北门城楼，宋军将士望见黄龙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军威大振。

 

    此前，辽军大将萧达懒自恃悍勇，率数十轻骑到澶州城下巡视，被宋军以伏弩射杀，辽军士气大挫，萧太后得知萧达懒死讯，痛苦不已，“辍朝五日”。此时，宋军仍坚守辽军背后城池，令辽军腹背受敌，处境极为不利。萧太后于是派人与宋军议和。

 

    宋辽之间的战争，已持续了25年，双方僵持不下，都有厌战之心。经过一番周折，最终签订和约：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朝罢兵，各守旧界，互不侵犯；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此约史称“澶渊之盟”。

 

    当和议成功，两军班师，真宗不胜欣喜，赋诗一首：“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辟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镌刻于石，以志其事，谓之“回銮碑”，立于御井旁。

 

    遗憾的是，如今这块石碑只剩下上半块，下半块为复制的赝品。据当地文史工作人员介绍，该碑早在数百年前曾被掩埋，后人重新发现时，就只剩下了半块，但碑上文字仍清晰可辨，字大如掌，苍劲挺拔，秀丽流畅，令人赞赏。

 

    对于澶渊之盟，历来众议纷纷。有人认为，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丧权辱国，使北宋国威扫地。而宋朝名臣富弼等人则以为，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二，“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结束战争状态，并在此后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濮阳也因此得以繁荣。

 

    二

    走进濮阳老城古十字街的西街口（十字街东、西、南、北四面都可以走进），伫足向城中心眺望，便会看见前面最高处那座伟岸的建筑一一四牌楼（也即中心阁）。

 

    四牌楼总体为方形木石结构，四角以石柱支撑阁顶。阁顶为全木结构，扣榫严紧，四角各有斗拱相托，并有油画相衬，古色古香。顶部有四道脊，顶脊有八只蹲狮，栩栩如生。四角美兽嘴叼下悬铜铃，风吹铃摆，响声叮咚。顶端外壁有四块书字额板，东面写的是“颛顼遗都”，西面写的是“澶渊旧郡”，南面写的是“河塑保障”，北面写的是“北门锁钥”，为当代书法家刘文选笔迹，字大如斗，苍劲有力。

 

    古十字街另一个突出的建筑是八都坊，又叫“澶渊名阀坊”。该坊坐落在濮阳老城跨北大街上。坊为青石结构，由石条、石柱叠砌嵌合而成，浑然一体，气势挺拔，巍峨壮观，坚固耐震。顶端独石横梁雕“八都坊”三个二尺余方大字，为当时著名大书法家韦大秦所书，笔锋雄浑有力，堪称上品。

 

    八都坊为明朝万历年间所建，由明代濮阳籍御史纪著、侯英，大理寺卿李珏、史褒善、王延，尚书赵延瑞、董汉儒，巡抚吉澄八家共立。据说，当时坊之南北还有两个下马坊，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皇帝到此，也要“龙行三步”，足见八大名阀在朝中的声望。中国历史上，一县之地能出这么多高官也属少有。可见历史上的濮阳实属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之地。

    八都坊名字的由来，民间有着多种故事，其中一个说，坊建之初，八大名阀谁也没能为其起个合适的名字，有人推荐韦大秦，但韦为人耿直，不攀权贵，屡邀不就，坊建成很久，也未得落实。一天，韦大秦上街买柴，因钱不够，自荐以字卖钱顶柴价，于是写了“八都坊”三个大字，要老汉去卖。老汉问他要价多少，韦说越多越好，并说如卖不出去，他就回家取钱给付柴价。　　

 

    老汉将信将疑，去到街上，索银百两。此事轰动全城，有好事者告知董汉儒，汉儒急邀老汉至府，问明情况后，又请其他名阀来府商议。众见“八都坊”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尽皆欢喜，付足老汉银两后，遂请名匠精刻于坊顶竖碑之上，八都坊由此得名。　　

 

    八都坊还有另外一个传说。随着岁月流逝，坊体结构发生了变化，横梁裂了一道缝，看着挺吓人。坊主想修复，但给钱再多，人们也没有修复的本事。一天，突然暴风骤起，电闪雷鸣，显然大雨将临。人们聚集在一起，议论八都坊的裂纹，忧心忡忡。这时，一陌生老叟要价黄金百两，自荐能修复横梁上的裂缝。面对八都坊将要坍塌的威胁，人们认可。老叟又要求要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修复，大家也都同意。就在去到前面屋子里避雨的当儿，老叟神不知鬼不觉地锔牢了石梁的裂缝……

 

    三

 

    如果说，四牌楼、八都坊是人文蔚然的见证，那么古十字街上与老城东关外的两座教堂，则沉淀了清末民初西方教会渗入濮阳的历史记忆。

 

    十九世纪晚期，西方传教士开始在濮阳频繁活动。1890年，法国传教士贝尧在东大街购地建起天主教堂，1900年，这座教堂被义和团放火烧掉。这个教堂的损失，被法国列入庚子赔款，如今东大街路南的天主教堂，就是以庚子赔款重建。

 

    东大街的天主教堂建筑宏伟，前有厅，后有祭台，正有大门，旁有侧门，内有十二明柱，雪白旋涡顶，五彩玻璃窗，阳光照下，五光十色，耀眼夺目。大堂内排放连椅，下置棉垫，为教徒跪拜祈祷所用。祭台神龛内，绘有约瑟抱小耶稣彩色画像，前有供桌，绣花围裙上供鲜花果品蜡烛之属。左前壁绘有耶稣画像，对联是：“万绪伤心何人慰藉。一腔热血为汝消磨。”右前壁绘有圣母玛利亚画像，对联曰：“全备诸德古今第一，无染原罪天下无双。”教学两壁有玻璃镶嵌的二十四幅耶稣蒙难史画。整个教堂宽敞幽静，美丽壮观。

 

    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它既奉天主（上帝），也奉耶稣，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圣母”。《圣经》记载，公元元年12月25日，耶稣诞生于犹太国耶路撒冷城外的伯利恒，母名玛利亚，为童贞女，生耶稣是靠天主圣灵感孕，养父名约瑟。耶稣30多岁开始在马勒斯坦地区传教，三年后遭犹太教当权者妒忌，被扭送驻犹太国罗马总督彼拉多衙门，以“称王惑众”罪被判极刑，钉死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复活后40日升天，升天后10日又由天主第三位——圣神以宠光启发宗徒们智慧，增加其勇气，使之四出传教。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明朝建立以後，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意大利人利玛窦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他成功地在北京觐见了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他认为，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康熙也重用意大利传教士。后来，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觐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严格地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四

 

    濮阳古十字街至今保留有200多家传统店铺，有装裱、木刻、传统食品、茶肆、古字画、传统手工艺等。街两侧的铺面基本都是前店后作坊，单层硬山，门脸为板搭门环环相扣。四条大街的店铺每隔一段都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门向里通往后面，又把大街背后分别间隔成若干院落，大门保存完好，大门两山墙前檐上部墀头图案雕刻精美，有梅花、竹子、喜鹊、人物等。

 

    坐在老城东街一座青砖门楼下的长条凳上休息时，我与身边一位白发皤然的老太聊了一会天，向她了解古十字街上的故事与风俗，老太听觉不佳，沟通半天仅知道她93岁，自幼生长在古十字街，娘家做馍，婆家做箩。幸好旁边的中年女人很健谈，她和我说，近些年，十字街一带的人都靠手艺或做生意谋生，也有做得好的，也有一般维持的，但活得都不算累，因为没有谁那么死心眼儿地和自己过不去。

 

    中年女人还说，30年前，濮阳县十里八乡的人进了城，最想做的事，就是到四牌楼下吃两个壮馍，喝碗丸子汤，“进趟城，这是起码得做的事。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这种情况每一个人都有，我也是。如今不同了，如今怀揣着旧梦的人，仍能找到十字街，找到四牌楼，找到记忆中的壮馍老店，买到的壮馍，还是原来的做法、原来的味道，甚至卖壮馍的，还是原来那家人。”

 

    两天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徘徊在十字街头，在品尝四牌楼下的壮馍（俗称肉饼，已有100多年历史），与商铺老板聊天，在93岁老人的耳边放大嗓门询问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古韵依然的十字街，其变化也是深入骨髓。在农业文明中，十字街是全城、全县、全州的商业中心，而随着农耕时代的渐行渐远，十字街渐渐失去了核心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