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缴杀义和团，遭致慈禧不满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袁世凯主张对义和团采取“剿杀”政策。在满朝文武被义和团“扶清灭洋”情绪卷入的背景之下，这彰显了袁世凯在混乱的大局之下保持冷静的睿智和勇气。他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基于其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

    他调任山东巡抚之初，原来的山东巡抚毓贤被调往陕西任巡抚。毓贤是一个狂热的排外主义者，因为他对山东的义和团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义和团才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天津、直隶一带呈现烈火燎原之势。被狂躁情绪冲昏头脑的毓贤在陕西巡抚任上，将陕西全省的外国传教士骗入巡抚衙门集体屠杀，他甚至还亲自动手，杀死了三名传教士。如果毓贤继续留任山东巡抚，山东省的传教士估计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袁世凯上任之初，济南府的西南部已经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杀死了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袁世凯已经预料到这种政策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在山东全省打击义和团的势力，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安全。袁世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上任之后，山东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义和团杀害，在他的协助下，在山东的外国人要么逃离山东，要么被他保护起来。

    袁世凯的这种明显的亲外政策，引起了当时对义和团采取鼓励态度的慈禧太后的不满，袁世凯日后的地位和将来的升迁希望都掌握在她的手中。那些因为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说法而变得狂躁凶狠、发誓要将大清帝国境内所有的外国人杀光的保守派，对他群起而攻之。愤怒的底层民众咒骂他是“混世魔王”，声称要“替天行道”除掉他，因此袁世凯的生命不断受到威胁。但民间的仇恨、同僚的反对和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丝毫动摇他剿杀义和团的决心。

    由于受到袁世凯的沉重打击，山东义和团的首领们派出一名代表去游说袁世凯，这位代表告诉袁世凯，民间仇外的情绪正在猛烈上升，他劝巡抚大人“顺应民意”铲除洋毛子，让他的子民都从那可恨的西化风气中解脱出来。

    见多识广的袁世凯没有相信这个朴实的义和团代表的话，他知道在实力悬殊的中西对比下，洋人不可能被赶出中国，更别谈“永远”，他明确地告诉这位代表，想把洋人赶出中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他奉劝义和团民，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位代表却告诉他，胜利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兄弟们有法术护身，洋人的子弹不可伤他们分毫。

    对此，袁世凯严厉地回答道，他的士兵手上就有这些子弹，对方不妨派自己的人出来做个法术表演。义和团代表对此表示拒绝，但是袁世凯却不肯放过他们。他热情地邀请义和团的头目们到府邸饮宴，等他们到齐了，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命令他们沿着院墙站成一排，在义和团头目恐惧的求饶声中，枪声大作，结果无人逃脱。

    袁世凯用一场鸿门宴，终结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扩张，并成功地阻止了义和团向山东以南省份的扩散。受到袁世凯打击的山东义和团只得向直隶转移，导致直隶“香火鼎盛”，最终影响了政府。袁世凯果断地让山东加入了“东南互保”，让山东中立于清政府与列强的战争之外。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人们发现，袁世凯这位铁腕巡抚使山东省免受了邻近的直隶省遭受的生灵涂炭，袁世凯的权力与威信比以前更加稳固。

    铁腕巡抚

    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为都城北京，以及进军北京的两座门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它的辖区之内；直隶总督还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师的道路，负责保卫皇室的安全。直隶总督是清朝的第一总督，担任此要职等同于担任了清朝的宰相，直隶总督随时可以谒见皇帝和皇太后。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正是利用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权倾天下，而袁世凯却没有像李鸿章那样运用权势大肆敛财。他以一位直率可靠的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慈禧太后面前，给善于从细节之处观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慈禧太后很快原谅了他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与自己唱反调的行为，在他进京之时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凯获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职——督办中国北部铁路修建的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侍郎、陆军大臣，最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些经历使得袁世凯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在中国鲜有匹敌者。

    袁世凯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他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士兵扔掉弓箭，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给士兵们配备步枪，接受前所未有的纪律训练，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他还为他的部队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采取最为标准的卫生措施。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军事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推动者，他在中国大力推动新学堂的建设，为向普通的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知识规划了波澜壮阔的蓝图。

    1904年，义和团出现死灰复燃之势，袁世凯旋即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胆敢妖言惑众扰乱民心者斩！胆敢教授、研习如义和拳、红灯照妖术者斩！”这对于希望再次掀起灭洋运动的狂热分子无异于当头棒喝，这股暗潮很快偃旗息鼓，狂热分子们知道袁世凯对付义和团的手段，他们并不希望落得与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期的义和团的头领们同样的下场。

    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学术上却是宽容的。他对某些新教传教士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极为赞赏。1898年，他邀请长老会牧师赫伯特·E。豪斯博士担任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0年又邀请长老会牧师、滕州教会学校校长华生·M。海伊斯博士担任他所建立的济南府文学院院长。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着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当地传教士闻讯赶来看热闹，他们想要看看当地老百姓怎样执行袁世凯的这道命令，他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也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光绪密旨：朕命将其斩立决

    如同每个伟人一样，袁世凯也树敌众多，亚洲想除掉他的敌人很多。光绪皇帝便是因他登上了1898年戊戌政变的“要犯”名单，当时40岁的袁世凯正在直隶按察使任上。由于袁世凯一直都是以革新著称的官僚，光绪皇帝秘密召见了他，并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的改革政策。皇帝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皇帝认为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荣禄是维新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授予了袁世凯一个高级军职，命令他马上前往天津，率领军队去治荣禄的死罪，然后让他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囚禁慈禧太后。袁世凯毕恭毕敬地接受了皇帝的密旨，火速前往天津，但是与荣禄私交甚笃的袁世凯并没有砍掉荣禄的脑袋，而是向对方坦陈了一切，给了荣禄翻盘的机会。荣禄乘坐专列火速入京，面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光绪皇帝的计划，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密友，坊间有很多传闻，说他俩的关系超出了普通朋友。慈禧太后立即显现出自己特有的行事风格：她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命令亲信部队取代了皇帝的卫队；第二天一早，她便逮捕了皇帝，将其关到了瀛台，一个四面临水无路可逃的湖心小岛；她发布诏令说，皇帝“恭请太后复临朝理政”。皇帝从此沦为阶下之囚，当做国家最重要的罪犯被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直至他1908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夜，光绪皇帝痛苦地写下这样一道密旨：朕被囚十年，受尽煎熬，袁世凯须负全责——待时机成熟，朕命将其斩立决。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因背叛皇帝的行为而受到公众愤怒的指责。他的朋友们却认为，袁世凯这样做并不是想要背叛，而是他认为执行皇帝的命令将会使国家陷入灾难，所以他向自己的上级征求意见，看看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大危机。袁世凯绝不是一个政治保守派，但他的敏锐判断却让他意识到光绪这位软弱而冲动的皇帝不可能在瞬间改变中国的面貌，他自然不希望自己卷入一场不成熟的且注定要失败的政变中去，光绪皇帝依仗的维新派极度缺乏政治经验和实力，冲动而幼稚。无论人们如何质疑他对光绪皇帝的忠诚，他的判断现在已普遍获得认同。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大清帝国的皇位由光绪年幼的侄子继承，光绪的弟弟载沣成为摄政王，光绪的妻子成为皇太后。由此中国的公众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官宦生涯行将告终，只要哀伤中的摄政王和皇太后胆量够大，肯定会将他斩首，但他们没有做出如此冲动的决定，因为袁世凯的势力实在太大，而且有多个欧洲列强的公使向清廷发出暗示，如果将袁世凯斩首，将“非常不利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国家的安定，摄政王载沣被迫作出妥协，将袁世凯撤职了事。载沣将袁世凯撤职撤得非常有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脸面观”，载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宣称袁世凯这位重要而且尊贵的官员为了国家积劳成疾，一直受到日益严重的腿部关节炎的困扰，由于先皇和太后都已驾崩，国家已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为了保住袁世凯这位股肱之臣，出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朝廷让他卸下繁重的国务负担，安心养好他那病势沉重的“足疾”。身体健康的袁世凯，就这样回到了顺德府附近的私宅，安静地过起了平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