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峰，海拔1304米，民间俗称小北顶，是云台山的最高峰。此峰长年云蒸雾腾，那忽聚忽散的云雾，把山峰衬托得更加高峻雄伟，主峰秀出在云雾之上，犹如天宫瑶台；偶尔云开雾散，万里晴空之下，俯瞰群山，但见峰峦叠嶂只在襟袖之间，顿生“一览众山小”之感。道教名观——玄帝宫，就位于茱萸峰极顶。现在的玄帝宫，正院主殿是真武殿，后殿是玉皇殿，东跨院是甲子殿，西跨院是老母殿，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几乎占据了整个峰顶，形成了顶即是庙、庙即是顶的奇观。

    玄帝宫岁月久远，道光版《修武县志》说，此观“在县北八十里茱萸峰上，即云台山之西峰，昔人立庙于顶，以祀真武，庙之创始岁月不可考。”其实，早在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游历修武山水，就留下了数首吟咏之作，其中之一为《夕游覆釜山因登玄元庙》，其诗云：冥搜过物表，洞府次溪旁/已入瀛州远，谁言仙路长/孤烟出深竹，道侣正焚香/鸣磬爱山静，步虚宜夜凉/仍同象帝庙，更上紫霞冈/霁月悬琪树，明星映碧堂/倾思丹灶术，愿采玉芝芳/倘把浮邱袂，乘云归故乡。

    覆釜山是云台山的古称，因其山形为倒扣的锅状。从这首诗来看，唐代大历年间，茱萸峰顶即已建有道观，只不过此观不是现在的供奉真武禅师的玄帝宫，而是供奉道教创始人老子的玄元庙。

    茱萸峰顶因何建有玄元庙？这要从大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说起。李渊建立唐朝后，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耳奉为自己的祖先，册封老子为“圣祖”，并将道教提高为三教之首，以强调李氏天下的君权神授。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李治东祭泰山，返回路过真源县，诣太上老君庙时，又追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年（722年）曾下令东西两京和各州建置一所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庙。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玄宗又下旨各地于每年二月十五日老子降生日设斋祭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各地均建起了玄元庙。由此来看，茱萸峰顶的玄元庙，即建于这一时期，最晚在737年，最早在722年。

    玄元庙改奉真武祖师，并改名为玄帝宫，则可能在明初朱棣之后。原来，朱棣在准备发起夺取建文帝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向谋臣姚广年询问起兵时辰，姚广年说：“等我师父出现后即可起兵。”果然不久，见一人披发仗剑而来，朱棣问这是何神，姚答这是我师父真武祖师，朱棣也披发仗剑相迎。起兵后三年间经70余战，每战必祭真武，声称真武多次显灵助阵。朱棣称帝后，为了消除朝野对他“以臣弑君”“同宗相戮”的讽议，创造一个“君权神授”的假象，就极力宣扬北方真武大帝，把其抬高到仅次于三清和玉皇的地位，并暗示自己是真武转世，以此掩饰自己不正当夺位的真相，巩固皇位统治。从朱棣大规模营建武当山起，真武祖师成为大明王朝的保护神，真武信仰也就从此走向全国，深入民间。

    修武民间信奉真武极为笃诚，除茱萸峰的玄帝宫外，山下平原的祖师庙遍及各个乡村，而且在民国以前，还形成了“朝拜金顶”之俗，即定期朝拜茱萸峰和武当山，茱萸峰为每年的三月初三日朝拜，武当山一般为三年朝拜一次。在修武县城的北关，有座祖师庙，庙内的西墙根有10几通碑碣，几乎都是修武信众赴南顶武当山朝圣的记载，最早的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最晚的为乾隆五十九年（1710年），依次为：康熙二十二年、四十年、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五十年，乾隆三年、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一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五十五年、五十九年。从其朝拜武当的年份来看，基本上是三年一朝，个别年份是间隔一两年或四年一朝，估计是和当时的年景有关系。因为朝拜武当基本为三年一朝，所以这些碑刻间隔年份较长的，应为原来的朝山碑已毁或找不到，因为在戏楼的西墙根，也堆放着一堆残碑断碣，文字已经无法辨认。这些朝山碑的碑文内容大致相同，几乎是例行公事似的记事格式，当时的人们似乎更重视的是谁去朝山了，所以在简略地记叙朝山年月之后，开列了一堆名字。从其简单的碑刻记载上，发现当时朝拜武当，无一不是在正月中下旬就出发，一般都是在三月中下旬归来，因为真武的生日是三月初三，但也有在二月下旬就回来的。在待王的祖师庙也发现了类似的碑刻。从河南修武到湖北武当山，遥遥千里，来回一两个月，其间的跋山涉水，路途艰辛，自是不必言说，哪像现在朝发便可夕至。但因为有信仰的力量在，恐怕不会有任何人为之叫苦，甚至还引以为荣，这大概就是每次朝山归来，他们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的原因吧。

    修武对真武祖师的信仰要远早于明初，因为北关祖师庙的建筑年代最晚在金代正大五年（1228年）。同时，在修武民间流传很多关于真武祖师在此修炼成仙和惩恶扬善的故事。甚至民间一直认为，修武才是真武祖师的故乡，所以茱萸峰被称为北顶，与武当山的南顶遥相呼应。民间流传，过去修武人到武当山朝拜会受到道士的热情招待，即便修武人在规矩很严的武当山有什么失礼的地方，武当山的道士们也不以为意，外人不解，道士们说：“修武是真武大帝的故乡，真武大帝的乡亲我们怎么好责怪？”【原标题：云台极顶玄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