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城县苏仙石乡,古为中州名镇,医界两大典故之一的“橘井泉香”即源于此,世传汉苏耽由此飞升。境内金刚台山区,位于江淮之间的大别山北麓,为豫皖两省分界岭,扼控吴楚,屏蔽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宋以来史不绝书,《宋史》、《元史》、《明史》皆称其为古战场,记述颇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大量的古战场和红色革命遗迹以及丰富的自然风光资源,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藏宝之谜,曾引得无数的控险者、寻宝客和收藏家趋之若鹜。
那么金刚台果真有宝吗?
对此,笔者饶有兴趣地进行了多方访问和探寻,原建立于金刚台的赤南县县委书记张富(张泽礼)、原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遗孀、金刚台妇女排负责人史玉清、原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行长易乃荣、南阳洪福寺妙忠和尚等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有!当地一些山民偶然发现的财物也证明了金刚台藏宝的真实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了国营林场。一个安徽金寨县民工在朝阳洞附近挖坑栽树时,在一堵石崖下挖出一个沉甸甸的油布包裹,打开一看,全是银币和铜币,据说还有少量金砖。当时他随手抓了十余枚铜币装进口袋,然后将余下的东西迅速包上藏在了附近的一个小石洞里。哪知正在石崖上首栽树的一个商城人看到了他抓钱的举动,急忙绕了好远赶下来想分一点,可那人只承认捡得了口袋中的十几枚铜钱,拒不承认还有其它东西,但也分了6枚铜钱给商城人。经鉴定,这6枚铜钱中有3枚是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所造的苏区铜币,后来几经转手,这3枚铜币落入了商城收藏家
建国前夕,有位年轻文雅的高人,不知何故只身人一跑到金刚台深处的白莲峰脚下,改名周时迁,傍溪结庐独居,过起了刀耕火种吃野果饮山泉的古人类生活,“文革”期间被赶下山接受群众审查和教育,但他对他的身世及隐居的原因始终闭口不谈。但当地人都知道他嗜书如命,对古董、字画也十分珍爱懂行,后来一些明白人对老先生当年那般清苦那般孤寂地隐居深山有颇多猜测。六十年代末期,金刚台建立国营林场时,将位于苏仙石乡周湾生产队的华祖庙征用作为办公用房,在拆除改建庙宇南边厢房时,从阁楼的山墙洞里扒出一木匣古书,当时参与劳动的周时迁如获至宝,不顾一切地抱回了住处。但当地的“红卫兵”听说后,立即上门强行抢回来一把火烧掉了这十几本被视作“四旧”的古书,
1991年,一个杨姓茶农在金刚台北部东河的一个石洞里无意间找出了7支“汉阳造”步枪(被县公安局收缴),这里是当年红军曾经频繁活动的场所,据说也遗留有不少金银财宝。于是,有不少人满怀希望地在周围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结果却一无所获。
类似以上所列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更引发了世人的好奇心和志在必得的信心,撩得一拔又一拔的寻宝人不辞劳苦深入山谷石崖旷日持久地苦苦寻觅。
有一年的春夏之交时节,有两个神秘的外地人,带着干粮和两挑粗绳子到金刚台深处的“万人崖”折腾了两天,然后从来路的相反方向翻平顶铺从安徽走了,至于他们是来干啥或者找到了什么东西,当地人则不得而知。可以断定的是,这两个不速之客肯定知道什么内情,系有目的有准备而来的。
又有一年秋季,金刚台又来了三个带着金属探测仪、镐、铲子、粮食、炊具等装备齐全的北方人,他们在“大湾子”、“半个街”及“皇殿”等元代古建筑遗址区攀岩附壁搜寻了几天,然后悄然消失了,也不知他们何时从何处走的,更不知他们得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当地人在他们活动的地方发现了多处被挖掘的痕迹,并且还发现他们将所有的工具及行李丢弃在一个干燥的石洞里。由此可以证明,他们要么是收获颇丰,才丢掉所有器物尽量带走更多的东西;要么是一无所获,或者搜寻已有眉目,才将工具暂存洞内,以备下次再用。原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行长易乃荣,就是金刚台所在地苏仙石乡人,当地有几个人曾向他详细了解当年红军藏宝的情况,然后购买了金属探测仪等工具,五、六个人结伙到“朝阳洞”(红军洞)至“铁瓦寺”一带探寻了7天,据他们自己介绍是一无所获空手而归。
有的人为了寻宝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地人在金刚台东峰“书山梦笔”附近发现了一具人的骨架,白骨边还遗存有放大镜、照相机、挖掘工具等物,据此推断这是一位寻宝客,但不知是何方人氏?因何故致死?过去传说“书山梦笔”顶峰上生有千年灵芝草,难道这位仁兄是为了采集仙草而来吗?世人无从得知!以上事实说明金刚台上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一定的金银财宝。那么,这些东西从何来、去何处呢?笔者对此也翻阅了大量史籍和进行了民间调查,找出了一些不是太全面的答案。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朝立汉奸刘豫为“大齐皇帝”,统管中原和陕西,不久光州州府(治所今潢川)被迫迁往金刚台(宋时称石额山),同时将原州府库银也一并搬运上山,由于山高路远,有钱没处花,所有钱财可能都被秘密隐藏起来了。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十一月,伪光州知府许约攻破金刚台光州州府,却遍寻窖藏库银不得。随后,张昂等义军屡次在金刚台据险结寨,以御金人,也带来了不少财物。因胜败交替故,危急时刻,各部都将所有财富就地隐藏,而知情人或阵亡或被俘或回归故里,终使南宋时的藏宝成了永远的秘密。南宋咸淳五年(1270年)七月,蒙将伊苏岱尔攻占光州,据说元世祖忽必烈亲封皇子也速都儿为光州达鲁花赤(官名,元代各级行政长官统一由蒙人担任)驻于金刚台,并建造了规模较大的府衙,世人称作“皇殿”,至今仍沿用此名,上文提到的“青花瓷”即由此发现。此后数十年间,州府财力日渐充裕,加之皇子受封赏及黑色收入也为数不小。然而当元末义军余思铭历时数月攻上“皇殿”时,府库也是一空如洗,公私财物不知去向。攻守之间,大量财物不可能也来不及转移到山下,唯一符合常理的推测就是:就地密藏。
1931年5月,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和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先后由安徽金寨迁驻河南新县和麻埠。搬运途经金刚台时,屡遭敌人追截,据时任行长易乃荣回忆,大量苏区银行和铜币则就地埋藏于山中。1932年2月底,在时任鄂豫皖区苏维埃财经委员会主席郑位三亲临赤城(商城)指导下,征用城关“胡义兴商号”组建赤城县苏维埃银行。同年9月赤城失守,赤城县苏维埃银行连同库存货币随党政军机关一起转移到金刚台一带。
红色银行所铸金属钱币有银币和铜币,银币正面铸有“壹圆”和“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九三二年造”、“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一九三二年造”等字样,背面中间为斧头、镰刀、地球组成的图案,周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字样,铜币有“伍拾文”、“壹佰文”两种面额。这些钱币颇有研究和收藏价值,当时所铸两种钱币为数实在不少,可是数十年间面世的却寥寥无几。二十年前,据几个在世的当事人回忆,当时战事频繁,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居无定所,大量钱币无法随身携带,只得分散隐藏于金刚台一带山中,后来形势严峻,没有机会使用,也就没必要重新找回,只好让它与青山作伴,留作后世作为历史的见证了。由于红色政权的活动范围小时间短,加之山民害怕“通共匪”的罪名,所以苏区货币流通民间并被保存下来的也极为稀少。
1935年6月,赤城、赤南两县在铁瓦寺召开会议,决定将两县合并成立商南县委,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金刚台三年游击战争。这时红色货币无法在国统区流通,所需军费主要靠从地主豪绅及敌人手中夺取,且收获不少。如1935年9月,活捉信阳南五县“剿匪”司令兼商城县长顾敬之的小舅子陈仲华父子到金刚台,就换取了大量钱物。三年间,收大于支,积蓄颇丰。可是,1937年9月商南县委书记张富奉命率部下山集结黄安(今湖北红安)七里坪,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时,由于他对国共和作不放心,故所聚财产分文未带下山。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已做高官的张富也曾带人亲临故地,寻找他那被敌所追而跳崖自杀的前妻遗骨以及过去留下的财富。可是茫茫林海,人迹罕至,哪里还记得起当年掩埋忠骨及藏宝之地呢!
除了宋元时期官府、义军和现代红色政权可能遗留大量财富在金刚台外,从清代的白朗捻军和太平天国军以及近代日本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曾在商城进行过无数次的拉锯战。每逢战乱,有钱人乃至普通百姓往往都携带金银细软到金刚台跑反避难,因种种原因,也有部分财富散失于山中;据妙忠和尚说,战乱期间盗匪蜂起,他们掠夺的财富藏于山中也有不少。
此外,金刚台本身也蕴藏着一定的宝藏。如清代铁瓦寺住持空相和尚曾在华祖庙背后的“神仙磨”水晶矿脉中觅得一尊天然水晶坐佛。佛像高约3寸,底座是一块直径约四寸上面遍生细小晶簇的圆形石英石,俨如佛坐莲花台。最令人称奇的是,佛像本是无色透明的,而每逢阴雨之前,则自然变为淡紫色,天将放晴时,马上又恢复如前。寺里将此视为传世之宝,从不轻易示人,但后来寺毁僧散,此像也神秘地失踪了,据附近山民说寺僧在民国初期就将佛像暗藏起来了。建国后,当地人还在“神仙磨”处捡到一枚较为罕见的“水胆”水晶;据老年人讲,1938年9月日本进犯商城时,有一个日本小军官在金刚台拾得一粒天然钻石。
而当地人则不太热衷于寻宝,他们恪守着意外之财“可遇不可求”的宿命论,认为命轻了既便得到了也擒不住,如同元代“青花瓷”得而复失一样,令人徒生忧烦。
关于金刚台藏宝之说,许多当事人或知情人均予肯定,民间传闻更为具体传神,为本来神奇的金刚台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而笔者则认为这其中既有事实或许也有讹传,一时真假难辨。然而,金刚台藏宝的数量、品种乃至终落谁手,目前尚为难解之谜。 【原标题:金刚台藏宝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