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意间选择了单拐村，这个位于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村庄，因此显得格外厚重：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兵工厂曾设在这里。邓小平、宋任穷、杨勇等一大批领导曾在这里工作过，称之为“中原红都”并不为过。历史为何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单拐村？没有参加中共七大的邓小平为何依旧被选为中央委员？本报为你一一揭秘。

    搬迁司令部背后的保证书

    1944年，单拐村17岁的陈希保注意到，大他5岁的族兄陈平经常回家。这对他来说，有点不正常，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

    跟陈平亲近的陈希保，知道早几年陈平曾去北京上中学，上完中学参了军，但不知道参加了谁的部队。他只喜欢陈平带回来的戏匣子，能播放出好听的戏曲。有时候播放片子的针用完了，他就帮助用细铁棍磨好替代。

    陈平回来几次后不久，村子里来了大部队，据说都是司令部的领导，后来才知道，这是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中共冀鲁豫分局的人。

    1967年陈平被迫害致死后，陈希保才听说，这些部队是陈平引来的。陈平在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加入中共后，曾任清丰县六塔区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长垣县委书记；1944年后，调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区党校总支书记、濮阳县委宣传部长。

    “1944年陈平哥经常回来，就是回来做工作的，听说是他向冀鲁豫军区和中共冀鲁豫分局领导推荐并写了保证书后，司令部和分局领导机关才从山东观城红庙迁移过来的。”陈希保说。

    开明士绅腾房供住所

    从地理位置上来考量，单拐的确是一个适合做司令部和分局机关所在地的好地方。出清丰县城，向东南行15公里，有一个紧靠潴龙河的村庄，就是单拐。从隐蔽性上来说，这里不靠公路，相对比较偏僻，不容易被发现。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这个村庄虽然是只有400余人的小村，但地主多，好房子不少；更重要的是，这一带的革命基础比较好。

    在分局及司令部搬迁到单拐的过程中，陈平的父亲陈笃之起到了重要作用。陈笃之早年在外经商，曾做过曹锟政府的议员，年过花甲之后返乡，经营70亩良田。陈笃之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深受乡邻敬仰。抗战时期，曾与晁哲甫一起成立清丰县抗日自治委员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又组建了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他思想开明，除了让儿子陈平参加革命外，还让女儿陈友菊1938年入党，成为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的妇女部长。

    陈希保说，陈平打保票，依靠的正是父亲陈笃之能够帮助他。陈笃之首先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给部队住，把自己的酿酒作坊无偿捐献给军区；还说服族人，腾出家族祠堂作为兵工厂驻地，动员族人和村民腾房、捐粮捐款。

    战争形势选择了单拐

    陈希保们弄不明白，军队司令部为何一下子从山东迁到了单拐村？

    这其实和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1944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敌后战场也连遭八路军、新四军重创。日军为打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支援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先后从华北、华中抽调大量兵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这样，日军在冀鲁豫地区的兵力显著减少，此地的伪军也是军心动荡。

    在晋冀鲁豫地区，冀南区的敌情要比冀鲁豫区严重得多。为适应这种变化，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鲁豫分局（也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区的工作，并任命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等。1944年5月，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直接归冀鲁豫分局领导。

    紧接着，冀鲁豫军区成立，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兼任政委，苏振华任副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

    冀鲁豫军区成立后，宋任穷改变对日伪作战方针，由游击战变为攻势战争。1944年5月，发起昆张战役和清丰战斗，前者摧毁了日伪军寿张到郓城的封锁线，使中心区向东扩展100余里；随后发动的讨伐刘本功战役，歼敌2600人，解放村镇600个，根据地又向南推进60余里。

    为解放濮阳和南乐县及豫北地区，打通冀南和太行根据地的联系，宋任穷决定将指挥部前移。所以就搬迁到了单拐。

    “这个是宋任穷，那个是杨勇”

    小村里一下子来了200多人，分散在各家各户。这些穿灰色军装的人，起初看不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他们一样很和蔼，跟村民打招呼，挑水，扫地，把各个院落及整个村庄，收拾得利利落落。

    时间一长，村民们渐渐知道，这个是司令员宋任穷，那个是副司令员杨勇。

    宋任穷每天都要出来，紧跟着两个警卫员，见人都打招呼，还让好奇的村民骑他的战马，看着村民在马上的狼狈相，哈哈大笑。

    让陈希保意外的是，宋任穷挺爱劳动，他带领官兵在村外开了十几亩荒地，种起了菜园子，经常去拉犁子、拉耙、浇水和除草。有村民看他拉犁子吃力，要给他牲口用，他不愿意用。陈希保家没有住太大的领导，住的是供给科的刘晋股长，这是个忙碌的官儿，负责给士兵发小米、发菜、发柴火、发日用品，还给老百姓算粮票。

    刘股长有一个好处，他很能给百姓办事。谁家的东西被土匪抢了，只要跟他一说，他跟领导一汇报，领导就会派兵打土匪，把抢走的东西再夺回来。有个村民家的两匹骡子被土匪牵走了，跟他反映了一下；两天后，他就给这个村民开了个条子，要他去领骡子，说是给夺回来了。

    “北方局的同志来了”

    1945年4月底的一天，陈希保到叔叔陈学修家串门时，发现不知道啥时候回来的陈平，正在叔叔家指挥雇工栗明山收拾房屋。陈希保好奇地问：“腾这房屋干啥？”

    陈平一见是他，并没有避讳，只是告诉他：“有个北方局的同志要来，给他收拾个住的地方。”

    几天后，陈希保再去叔叔家的时候，发现叔叔家房子右边的巷子口站了岗哨，门前胡同口也站了岗哨。两位岗哨跟宋任穷的部队不一样，穿着黄军装，戴着黄帽子，一看就不是一个部队的；他们站岗也很认真，不让随便过，也不让随便进入叔叔家的院子。陈希保猜测，应该是“北方局的同志来了”，要不然也不会保护这么严格。

    好说歹说，陈希保才进入叔叔的院子。叔叔家的院子，大门朝西，是一个一进三的大院。进了大门，是个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堂屋是楼房，由叔叔陈学修一家住；接连向东又有南北两个小院，他看见有个个子不高的人住在北院的两间西屋里，而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则住在堂屋里，东屋里住的好像是通讯员、秘书和警卫员。

    看这阵势，住在西屋的人应该是“北方局的同志”，他专注地坐在桌子前，在看什么东西。陈希保探头探脑地张望了好一阵，遭到警卫员的驱赶：“小鬼，上外边玩去吧，别耽误首长的时间。”

    他只得离开了。

    “在厕所里跟我说过话”

    几天后，陈希保发现白天的时候，两个胡同口的哨兵不再站岗，他们只是在胡同里来回转悠，过往的行人也不再限制；只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才恢复站岗。他听说，这是北方局首长的要求。

    他发现，这位首长很少出来，几乎每天都呆在屋子里。只是在早上六七点钟或晚上六七点钟人少的时候，他才走出院落，到村北的北大寺院中蹦蹦跳跳。他出门的时候，让两个穿着大衣的警卫员，远远地跟着。

    在陈希保印象里，这位首长很少跟人说话，也很少见他出门开会。他很少骑马，有时候骑骑骡子，在叔叔家右侧的胡同口上骡子，那里立有两块大石，可以垫脚。

    陈希保有一次幸运的和这位首长对话的机会。那天中午，他到叔叔家南院的厕所小便，恰巧碰到了这位首长。他冲首长笑了笑，首长就和蔼地问他：“小鬼，吃饭了没有。”他回答：“吃过了。”首长又问：“你在哪儿念书？”他回答说：“在村子里念。”首长问：“为何不到条件好的学校念呢？”陈希保解释说，家里没钱，只好在村里的简易学校里识点字。首长笑着鼓励他：“要好好念书，多识点字。”他答说“好”。

    这简短的对话，让陈希保记忆深刻。这是他和首长唯一的一次对话。直到三个多月后，“北方局首长”离开，陈希保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邓小平。

    邓小平帮助减租减息

    陈希保其实不知道邓小平来单拐的真正原因。

    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司令部进驻单拐后，黄敬身患重病，不得不去延安治病，其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职务，不得不由宋任穷代理和兼任。

    宋任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于1944年12月开始军事整训，并同时开展了全区性的冬季攻势，先后袭击了东平、肥城、聊城和砀山守敌，攻克了寿张、大名等县城。冀鲁豫边区形势因此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的困难也不少，特别是在深入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方面，主抓这些工作的黄敬患病离职，他又分身乏术。思虑再三，宋任穷向北方局和党中央要求，派员加强领导，将减租减息政策贯彻到底。

    194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即时进入冀鲁豫这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最大的敌后根据地，并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有经验的减租减息干部到冀鲁豫去。

    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和129师政委，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的邓小平得到指示后，立即抽调太行、太岳根据地干部，先行奔赴冀鲁豫；同时决定自己也来这里。

    邓小平曲折来单拐

    1945年3月初，邓小平率领北方局机关干部，包括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等人，从山西左权县的麻田镇出发，经林县，在太行军区七分区护送下，从淇县和汲县之间的塔岗口出山，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当天夜里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接应渡过卫河，次日进入冀鲁豫地区。

    邓小平到达濮阳地区后，先在单拐南十几里远的李楼村住了近一个月，先把带来的北方局机关干部派往老区濮县、滑县和新区濮阳的农村中去调查研究，接着听取了宋任穷等人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保护中农、团结中农等指示。

    4月27日，邓小平等人离开李家楼，来到单拐村。在单拐，他并非像陈希保所知道的那样很少出门，实际上他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

    经过调查研究之后，6月6日，邓小平在单拐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抓住减租减息这个中心环节，充分发动群众，分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和阶层，区别对待，将运动约束在中央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会议之后，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极大地巩固了根据地；邓小平随后又协同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南乐、东平、阳谷、鲁西南战役，歼敌万人，扩大了冀鲁豫边区。

    6月10日晚，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电报：“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安开会。”

    不久，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告别了单拐村，前往延安开会。（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李长需/文  记者 张培方/图）【原标题：红都单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