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厚重河南》，经常感到困惑的就是关于传说与正史的处理，太多的传说，会使行文显得荒诞无稽，过多地叙述正史，又会让文章显得死板，结果成了历史考据。如何把握这中间的度，写到现在，我心里也没有太多的数儿。像这次写华佗，随处听到的都是关于华佗的传说，就连《三国志》和《后汉书》等正史中，看来也有不少像是神话的东西。即便我对中医学理论烂熟于心，对三国历史也颇有研究，仍然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甄别其中的真伪，选取那些蕴含历史线索的传说，剔除史书中一些虚无和浮夸的东西，还华佗一个真面目。做这个活儿，让我觉得很累、很累。　　
       
    华佗之名出印度？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撰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华佗本身就是个神话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印度佛教传说，这个故事与《曹冲称象》一样，都是印度的舶来品。　　

   关于这两个事件的怀疑源于陈先生对佛经了解实在太过“精深广博”：前者源于华佗名字中的破绽。天竺语中有ａｇａｄａ一词，意思是药，音译成汉文即是“阿伽佗”之类，而正如“阿罗汉”简称“罗汉”，省去一个ａ音节，而古音中“华佗”即与ｇａｄａ的读音相应，所以推理出其比附印度神话中神医耆域的奇术，其记载与华佗的行医事迹往往相似，在此就不详述了。后者对应的是《杂宝藏经》中所述，天神问群臣大白象有几斤，结果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想出辙来，后来有人回去问老父亲该怎么办，老父亲就告诉了他画舟称石的办法。此外，文中还提到，汉末佛教传到中土的时间还不长，但印度神话却早已深入人心了。　　
        
     读完这一段考据，我甚至对陈寅恪产生了怀疑。难怪陈先生的一位“私淑弟子”读完这段言之凿凿的考据之后，做了一段很有趣但并不太容易让人明白的评论，例如“第三个层次最可怜，这种人学识极其渊博，也就是说在某一领域与上帝几乎平起平坐了，性格也足够坚硬，不会动不动就激动，他本来是可以看到事情的本相，可惜康德和量子论联手将其杀死——意识逃不出经验的囚牢”之类，总的说来，就是陈先生在这段考据中连犯了主观臆断、信息不足与极端自信三种错误。　　
      
    首先，单凭名字读音与梵文的相近就断定华佗之名源自印度，有些武断了吧，而像“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还不算太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非常之广，社会所受影响已非常之深”之类的话，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印度神话不随佛教的传播而传播，其媒介又该是什么？其次，古人的名和字是相对应的，华佗名佗，字元化，本身是相对应的。古籍中“佗”当读为“施”，与元化亦相应，此则与梵文无任何关系。极端自信的陈先生，出于对佛经的熟知，便把所见的文献皆拿来与佛经相比附，以至于连七贤所居的“竹林”也为中原所无，乃从印度“进口”而来。其他如“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之类的辩驳，固然不错，但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而言，难道就不曾收到南方诸越的贡品吗？　　

   《华佗传》中存瑕疵　　

    其后，又有“反伪斗士”司马南先生，为了扳倒“杀人神医”胡万林，使用了陈先生的考据再次论证了华佗的“医学神迹”乃伪造，其原因不过是有人送给胡万林一块“华佗再世”的牌匾。不过，在这个论证中，我很不明白司马南先生的逻辑，难道证明了华佗医技的荒诞，就能够说明胡万林的无稽？华佗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愤怒于这种莫须有的“连坐”之法的。　　

    但司马南也并非只用陈先生的考据来论证，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１．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实在可疑；２．李将军妻子腹中掏出的那个死胎一尺来长，妇人居然自己无觉，别人也看不出肚子之大，只有华佗一人可以根据“脉象”而得知，这真是天底下的笑话；３．广陵太守陈登肚子里能有“几升”“红头生鱼片”的虫，这种病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４．华佗对患者之生死预见，连生死在何年何月都能够计算得完全精确，这不仅在古代不可能，就是现代也不可能。　　
      
    对于华佗的年龄，史书所言确实有虚夸之处。从曹冲死时（公元２０８年）算起，华佗应死于此前数年。以此时华佗寿近百岁计算，太尉黄琬（公元１８９年任太尉，公元１９０年死于狱中）辟华佗之时，华佗已是８０岁左右的老翁，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汉代征辟，未见有超过４０岁者。结合他死的时候有少子、妻健在的情况，判断他大致与曹操（公元１５５年～２２０年）年岁相近或稍大（估计生于公元１５０年左右），是比较可信的。　　

    这种虚夸，实际上是时人对方士的一种公开“宣传”。华佗在《三国志·方技传》被列为第一位，因此也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位方士医生。在世俗人的眼里，这种人修道炼丹，都可以长生不老，像曹植在《辩道论》中说“世有方士，吾王（指曹操）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甘始能行气导引，左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这些方士都自号三百岁，流风所及，陈寿对华佗的记载失实便不难理解。　　

    对于死胎的事，则只能说司马南先生孤陋寡闻了。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德新社报道了越南一名７５岁的老太太因腹部疼痛去医院检查，结果令所有人目瞪口呆——老太太的肚子里竟然怀着一个８个月大的已钙化死胎！令人惊讶的是，老太太早在５０年前就已经怀上了这个胎儿，但她本人竟一无所知。除此之外，还有奇形怪状、可能出现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寄生胎等，则不是医学专业人士之外的人所能了解的。　　

    说到寄生虫，现代人可能已经很陌生了，但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古代，确实是一种很常见，也很令人讨厌的疾病，华佗是治虫的高手，他的漆叶青黏散就是一服药性相对平和的杀虫方剂。中医中有“九虫”的说法，什么伏虫、蛔虫、寸白虫、肉虫、赤虫等，不一而足，到底太守陈登感染的是什么，由于行文过简不易判断，但我认为，他很可能同时感染了数种寄生虫。　　

    至于对预后的把握，正是显示医生水平的最好标准，就连我这个没上过几天临床的人，对病人用药以后的情况也有个大致把握，更不要说像华佗这样的高手了。　　
       
    汉末为何多神医　　

    东汉末年，虽然兵火交争，动荡不安，却是名医辈出，仅建安年间，就同时拥有三位历史上极为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　　

    乱世出豪雄，时势育英才。我很惊奇于汉末医学人才的济济一堂，当然也希望能够探查一下背后的原因：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疫病蜂起，凸显出医生的重要作用，足够多的医学素材与医疗实践，让名医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经过总结和升华，就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像《神农本草经》与《伤寒杂病论》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可以说没有这大兵之后的大疫，就不会有“建安三神医”。　　
         
    但汉末一次又一次的大疫是如何产生的呢？查证之后，我惊奇地发现，它居然与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战”有关。据《汉武大帝》的导演胡玫及编辑江奇涛考证，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战”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使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祸害，影响甚为深远。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即ｃｈｉｎａ，中国）人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细菌、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一是患者体有淤斑，死亡率很高。　　
       
    在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２４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疫疾。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健壮，骁勇过人。远征归来后，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疫手段，自汉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１０～２０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１８２年）的大疫最为迅猛。灵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史称“黄巾起义”。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１５７年）统计全国人口５６５０万。仅百余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统计，全国人口仅有１６００余万。据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病症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北中国流行的主要应该是后者，因此病基本未过长江，也许是大江阻隔了老鼠。匈奴本是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汉武帝征和年之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进，公元２世纪后，这种瘟疫暴发于中亚，２～３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６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　　

    大疫的流行，还与整个气候的变化有关，从八千年前直到春秋时期，大概属于冰川末期，整个地球气候都比较温暖，黄河中下游一带还是亚热带至暖温带气候，中原地区仍有大象出没。随天体运行及地球内部变化，进入后冰川时代，地球气候逐渐变冷（因此才会伤于寒邪），再加上汉初休养生息、轻武尚文的习气，导致汉人的体质迅速下降（想想游牧民族如契丹人被汉化以后的情况就知道了），又有了“生物战”这样的疫源，怎会不大疫频发，名医辈出呢？　　
      
    名医辈出的原因，还得益于汉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整理医籍，就发生在汉代，而据考证中医学的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也是在刘向与刘歆父子校书的过程中成书的。正是在《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下，汉末的名医们才陆续整理出《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从而完成了中医学理、法、方、药四大基石的构建工程，使中医学的发展行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标题：“许都之畔华佗墓”系列 之三神医之术真或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