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观，俗称“庙宫”，位于河南省武陟县城东南13公里处的嘉应观乡二铺营村。始建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是雍正皇帝为纪念在武陟筑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而修建的，集宫、庙、衙三位一体的清代官式建筑群，被称之为“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作为中国治黄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色彩，也产生了许多领先于当时的理论结晶，给现代治黄事业带来了诸多启示，特别是其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充实了黄河文化内涵。       
       
    神龙文化。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嘉应观陈列的神龙史料中，有首创龙图腾的太昊伏羲，有用龙作为部落图腾的黄帝。“中华第一龙”蚌龙和二里头“中国龙”等在嘉应观也有图文介绍。嘉应观铜制御碑上有雍正亲书的“特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黄诸河龙王庙。”但是观中的主要神灵不是通常的龙王，而是在民间被广泛崇信着的各位大王、将军。这是因为从明清两代起，民间黄河水神的形象，与官方龙王一统天下的形象有了很大差别。在沿河居民、渔民、船工、治河官员与河工中，普遍崇信由治水有功的官员和河兵转变为河神的大王与将军。清朝末年成书的《敕封大王将军纪略》对各位大王、将军有详细记载，而嘉应观因此成为保存历史信息、研究黄河水神的标本和活化石。       
        
    传说中最早的黄河水神是河伯，而《河伯授图》的传说表明了河伯与大禹的传承关系。嘉应观最高的建筑是禹王阁，阁内塑禹王锁蛟像，站在阁上就可以看到茫茫黄河。中大殿主供的是御封四家大王，即金龙四大王谢绪、黄大王黄守才、朱大王朱之锡、栗大王栗毓美。金龙四大王谢绪本与黄河没有多少关系，因朱元璋的大力推崇使其成为黄河中最有地位的一位神灵。东西配殿内所供奉的十位龙王，有的有大王的封号，有的却只是历史上治河的功臣。即：白大王、潘季驯、王景、贾让、贾鲁、宋大王、刘天和、齐苏勒、嵇曾筠、林则徐。与大王有所区别的是，将军们生前大半是下层官吏、河兵和平民。具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治河的下层官吏转化而来。第二类是生前有异常表现的人，第三类将军的形成，与祭河工程中的人殉大有关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嘉应观旧时有其塑像的杜（堵）将军与党（挡）将军。       
        
    古人把很多不能理解或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结于神，认为一切都由神来主宰，把任何事物都当成崇拜对象。这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在现代社会，人类干扰、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面对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人，自然已然是一个弱者，自然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现代人尊重自然更多体现在亲近自然、感激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基本精神。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强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意识，努力实现人水和谐。       
        
    政治文化。

    “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带，人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康熙皇帝的话道出了黄河与国家稳定的关系。为了把黄河治好，历史上不少帝王宵衣旰食。清康熙帝非常重视黄河治理，曾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写在皇宫的房柱上，六次南巡均到治河工地勘察。雍正皇帝重视黄河治理不让乃父。康熙末年到雍正元年，黄河在武陟频频决口，洪水顺地势北流，为患华北，威胁京津，震惊朝野。雍正一上任首先派出重臣堵复黄河决口，堵口成功后，命人建造嘉应观。雍正二年河道副总督嵇曾筠常驻嘉应观，主持河南、山东河务，嘉应观成为治黄指挥中心，雍正七年移驻济宁后，彰卫怀河务道仍驻武陟。       
       
    嘉应观浓缩了中华五千年治河经验，反映了黄河治理发展的轨迹，折射着黄河历史发展的脉络，是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博物馆。有学者认为，是黄河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了，是黄河让国家实现一统，并走向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治黄60年战胜历次黄河大洪水、三次大复堤，取得治理黄河的巨大成就证明，党和国家的重视是治黄事业成功的键。          
        
    堵口文化。

    黄河堵口，历史悠久。古人就成功地创造了立堵、平堵和混合堵技术。堵口风险高，难度大，又不得不做。在长期的堵口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约定成型的堵口习俗和文化。一是堵口前要祭天祭神。西汉瓠子堵口，汉武帝亲临施工现场祭礼，沉白马、玉璧以求“河伯”的佑助。明、清时期，盛行请“大王”“将军”。清顺治年间封丘荆隆宫堵口，河官们把民工中一个叫党柱的人封为挡将军，活生生捆入埽内扔下河去。二是建祠立碑，纪念堵口胜利。特别是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成功地堵口往往成为当权者树碑立传的好机会。“黄河图说碑”就是明朝刘天和赵皮寨决口后专门刻制的。正是在这种堵口文化影响下，雍正皇帝在武陟堵口及筑堤取得成效后，才下诏书修建嘉应观，以祭祀河神和这次治河活动，嘉应观就是黄河堵口文化的一个标本。       
        
    黄河堵口文化象一面镜子。学习和研究古代黄河堵口，对我们今天的治河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河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的防洪堵口、堵漏技术研究，并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在堵口工程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必将会有更多创新成果的出现，使这一古老技术重放光彩，并在确保防洪安全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黄河的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贡献。       

    思想文化。嘉应观纪念的治河人物集中体现了数千年治黄史中，在治黄思想上的纷争不断。而治黄思想的论争在汉代、宋代、明代形成了三个高潮。西汉时期有著名的贾让三策。

    贾让三策是上策人工改道，中策分水灌溉，下策加固堤防。贾让三策将当时治河理论推向了最高峰。东汉影响较大并成功实践的是王景的“缩短河长”“宽河行洪”的主张。北宋时期最大的争论是黄河的东流与北流之争，一方主张回河东流，一方主张让黄河改道北流，最终提出了“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治河主张。但因全面修筑遥堤工程浩大，国力不足，未能实施。明代的潘季驯将治河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提出的“束水攻沙”方案，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清代的靳辅、陈潢等均奉行以水攻沙方略。靳辅、陈潢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做出许多贡献。       
          
    嘉应观厚重的黄河历史与文化，传承着古代治水思想的精髓，为当代治河提供了科学的参照和借鉴。正是以古代治河思想为基础，李仪祉逐步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治河思想体系。王化云是新中国治河方略的集大成者。在总结长期治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李国英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全新理念，开历代治黄方略之先河，也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长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以水为师，人与河流和谐相处恰如一把金钥匙，开启了黄河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名人文化。

    嘉应观不仅是祭祀黄河河神的庙宇，还是纪念表彰历代治河功臣的场所，从大禹到各位大王，都是历史上参加治黄建立卓越功勋的功臣，嘉应观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形象化的中国古代治河功臣谱。贾让、王景和潘季驯代表了治河理论的三个高峰，王景治河后800年安流的卓越成效尤为世人传颂。“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则是后人对贾鲁治河的客观评价，可见其功大于过。明代的宋礼、刘天河和汶上老人白英在嘉应观都有其事迹记载。清代的河道总督齐苏勒、嵇曾筠是与武陟黄河堵口、建嘉应观密切相关的治河人物。雍正皇帝专门下令在嘉应观西侧为其建神祠的陈鹏年，为官清廉、勤于政务，最终累死在武陟堵口工地。以虎门销烟著名、以“苟利天下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的林则徐，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人物，但其曾任河道总督和大量治水功绩却不为一般人所了解。       
        
    嘉应观留下了诸多彪炳史志的治河功臣和治水佳话，始终散发着英雄主义与民族忠魂的神圣光辉，是一部千年治河的英雄谱。大禹的求实负责和奉献精神，谢绪投江名志的爱国精神，陈鹏年的殚精竭虑，以身殉职的敬业精神，民族英雄林则徐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精神。这些精神汇总起来，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不惧艰难险阻，坚韧不拔，永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建筑文化。
 
    我国古代建筑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风格，成为世界建筑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河南省有3处保留清代官式建筑的木构建筑群，嘉应观是其中最早，并忠实保留了清代官式建筑特征1处。因为嘉应观集宫、庙、衙于一体，建造时仿故宫的布局设计，严格按照《工部工程做法规则》建造，特别御碑亭造型独特，六角重檐，伞形园顶，金黄色琉璃瓦覆顶，酷似清朝皇帝的皇冠。建筑构件和附属文物巧妙地运用木雕、砖雕、高浮雕、琉璃、铁铸、铜铸等工艺，并融合了圆雕、高浮雕、镂雕、阴刻等不同技术，件件作品巧妙完美、形象传神。嘉应观的“三绝”，一是高4.3米的御碑列全国铜碑之冠。二是大王殿天棚上的65副满清彩绘龙凤图，构图古朴典雅，色彩鲜艳明快，意蕴深沉幽远，充分体现了满清民族的独特文化氛围。三是钟楼上的铜铸，钟上铸着八卦图，能奏出不同的声音。       
        
    嘉应观建筑群就像一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嘉应观整体建筑保存与发展的事实，启示我们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既要保护旧的，也发展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基础。没有优秀文化和传统的现代化如同无土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它们完好地保存下来，流传后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宗教文化。嘉应观作为清代皇帝祭祀黄河水神的道教寺院，相传首任道长为润毓道长，有碑记可考的是咸丰至光绪年间任住持王守义。嘉应观庙碑上精确记载着寺庙土地，收成则是道士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嘉应观建成后，雍正年五年三月黄河水清两千里，持续26天，雍正皇帝为此写下了数千言的《圣世河清普天同庆谕》，并亲自撰写《告河神祭文》命钦差大臣赴嘉应观祭祀河神，祭文内称黄河之神为“四渎称宗”，使淮黄诸河龙王庙嘉应观在江渎庙、淮渎庙、济渎庙之上，成为全国江河神之首。嘉应观由此成为雍正王朝专门祭祀黄河之神的庙宇。雍正在位13年共4次亲撰祭文，命人前来祭祀。乾隆皇帝也曾在嘉应观御祭河神，并御书“瑞应荣光”匾额给嘉应观。       
        
    从本质上讲，任何宗教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心灵问题和生死问题。如果放下所有的成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重新审视我们古老的东方文明，去重新倾听古代先哲们的心声，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宝藏。       
       
    民俗文化。

    嘉应观作为龙王庙，具备庙会文化的一般特征。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等。但其具有特色的还是与大王、将军传说相关的风俗。嘉应观隆重的庙会一年有两次，一次在农历九月十七日，传说是“金龙四大王”谢绪的生日；一次在农历腊月十四日，传说是“黄大王”黄守才的生日。嘉应观的南跨院原有戏楼，上演安澜戏是其主要功能。旧时在农历九月当年防汛工作结束后，由河务部门出资请戏班演三天的安澜戏，与一般戏不同之处在于，要在戏台对面设立大王的“神棚”。       
        
    对于这些民俗文化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态度，要向健康向上的方面引导，使传统民俗文化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发扬优良传统，拣回民俗文化中闪光的部分，清理那些有害的陋习。从民俗民风、社会心理入手，因势利导，移风易俗，寓教于乐，入情入理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民众中间，使其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净化环境，稳定社会。       
        
    黄河宁，天下平，穿越历史的沧桑与悠远，实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让黄河造福于民，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今天的黄河，是从昨天的黄河演变而来。嘉应观就像耸立在中国治黄史上的一座丰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嘉应观黄河文化，作为人类直接实践于黄河治理事业，并逐步形成了人与黄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丰富、拓展着黄河水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和魅力，久远地放射着夺目的精神光辉。（原标题：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文化特色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