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丽京门”是“丽景门”之误》之误

    ——与剑良先生商榷
        
    老城区仿古城门修建竣工之后，关于城门门额中“京”“景”之辨渐热。近读为该门额署书的剑良先生《“丽京门”是“丽景门”之误》一文，由衷为先生襟怀折服，并愿援其改“京”为“景”的吁请以附骥。或是百密一疏，先生文中还略存微瑕。以不为贤者讳为念，从原文中先后为先后，笔者愿与剑良先生聊一商榷。
       
    一是“洛阳都城建设最早是从隋炀帝杨广建都洛阳开始的”。实际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洛在先，洛阳都城建设的历史自当先于隋，这在洛阳考古中历代都城城墙遗址的夯土基址以及宫殿础柱等发现中已被证明，因此，“最早”的界定似为不妥。
       
    二是“（外郭）城四面共十座城门……西两座，南为丽景门，北为宣曜门……北面两座：东为喜迎门”的说明存在疑点。从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有关隋唐东都外郭城文字表述及书中《东都外郭城图》中皆无西有二门的证明。实际为外郭城门仅八座，其西面并无城门。隋唐东都外郭城西面即皇家园林之西苑（隋称会通苑，又称上林苑；唐称东都苑，其间唐武德初年改称芳华苑、武后时期又称神都苑），而外郭城为缙绅士民生活活动处所，皇家园林绝不会设门向其开放，故西面从未设门。关于这一点，《河洛胜迹记》中《隋唐东都城·外郭城》中也有“史载外郭城西垣无门”的说明。另外，北面东门“喜迎门”之“迎”应为“宁”之笔误。此门隋称喜宁门，唐改称安喜门。
       
    三是在皇城的介绍中再次出现了“西面二门，南曰丽景门，北曰太阳门（后改为宣曜门）”的表述，而外郭城“西面”与皇城西面均有名号雷同的城门是断不可能的。然而，皇城与外郭城的这一几乎相同的重复才是确实存在的，并足可颠覆外城郭西垣有此二门的论述。首先，在徐松著作中东都皇城“西面二门，南曰丽景门，北曰宣辉门”可资为佐，且《东都宫城皇城图》图示中皇城西垣南北确有此二门标识。其次，不能想像注重寓意、词藻丰富的隋唐政要、文人会用两组相同的名称同时嵌在大都会巍巍高垣上来羞惭自己（《红楼梦》中大观园里各处命名时的推敲经营也足证古人之苦心孤诣），这又从命名的推论上进一步旁证了外郭城西面无门的史实。另外，从西面南门所处位置及字面意义上，如以“京”权之，其意有七，为高冈、大、国都、圆形的大谷仓、数目名、古地名、姓，均不相契；但如将此门与其西面毗邻的西苑放入登高西眺的视角中联系起来，再用“丽景”二字以容美好景象并名以城门，当是恰如其分的。还需说明的是，西面北门隋称西太阳门（与东面的东太阳门相应），至唐改称宣辉门；皇城北面与宫城有墙相隔，并无先生文中“北面仅有一应福门”的记载及考古发现，而且宫城系皇帝阅政禁地及皇室起居之处，具有“非诏禁入”的性质，皇城则是京师文武衙署办公之所，因此皇城北面不设门也是为皇室各方面考虑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应福门”，北宋时西京洛阳皇城北面确仅有一门，称应福门。
        
    四是明洪武时改建洛阳城墙后，其南门应为长夏门，而非长安门。
      
    五是时间上存在明显硬伤，如“洛阳‘丽景门’自隋唐至明朝1200年来……”。如依隋大业元年（605年）杨广确定洛阳为东都、展开兴建，并用“大业”为年号以志纪念为始的话，那么到明亡之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历时1039年；倘以1200年计，则多出了161年。另外，将1981年称作“近代”也与史界断代概念相左。
     
    六是对上世纪30年代欧人航拍的民国时洛阳全城鸟瞰图，所言“西面城门也明确说明是‘丽景门’”也似不妥。事实上，明万历初年，洛阳西门已改称瑞光门（如从此说，丽景门称谓的实际沿用时间只有960余年，而又非1039年了）；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重修后的西门又改称万安门，则去“丽景”更远。今老城西关有万安街，当是清万安门的孑遗。因此，自清以降，洛阳西门当约定俗成的被称之为万安门而非丽景门了。
    
    七是新西关桥于1986年3月建成并更名为丽景桥，但文中又提到1981年地名普查时已有“中州东路丽景桥”的记载，这或许仅是表述时的失察。
 
    鉴于学浅识陋，以上所述必有乖舛，不当之处，敢请剑良先生雅正并祈就正于方家。（原标题：试析《“丽京门”是“丽景门”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