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曹丕在许昌以南的繁城筑受禅台，并举行受禅大典，正式代汉称帝。台前立有两碑，见证了汉魏政权交替这一历史史实。这两通碑分别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表》碑，两碑并称“三绝碑”。
　　
    曹丕代汉称帝，是汉魏之际发生在许都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唯一一次不发生战争和流血，和平过渡式的政权交变。
　　
    公元220年（建安25年），曹操病逝后，曹丕继位魏王。他暗中指使一些官员制造舆论，说以魏代汉乃天命所归，胁迫汉献帝让位。一时间满城风雨，议论纷纷，汉献帝被迫禅让。曹丕于同年十月，在受禅台举行受禅大典，接受汉献帝禅让而称帝，是为魏文帝，从而结束了两汉400多年的统治，真正开始了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许昌“三绝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三绝碑”，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书法艺术价值。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碑高3.22米，宽1.02米，厚0.32米，圭形有碑穿，碑额篆书阳文“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碑文隶书阳镌，正面22行，背面10行，每行49字，内容为文武大臣奏请曹丕代汉称帝事。奏章前，列“相国安乐乡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诩、御史大夫安亭侯臣朗”等46人的名字。奏章后所列人名与前同，但省其官爵，奏章称道“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敞天命以固请”，说汉献帝让位，曹丕代汉乃天命所归，故又名《劝进碑》。《受禅表》碑，高3.22米、宽1.02米，厚0.28米，额题篆书阳文“受禅表”三字，碑文22行，每行49字，隶书阴镌，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德，“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授终。”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文明”“洪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在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恩千虑，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两碑并称“三绝碑”。所谓“三绝，一曰文表绝，由司空王朗撰文。从尧舜禅德，史有前列，到魏王德高望重，远近臣服；由汉室气数已尽，理当代汉，到献帝主动让贤，曹丕谦逊再三，文辞宛转巧妙，论述深刻有力，气势磅礴雄健，层次井然严密，而且语言简洁流畅，详略得宜，不枝不蔓，无懈可击，可以说是添一字则余，去一字则损。二曰书法绝，由尚书梁鹄书丹，两碑并称，同出一手，字体均甚方正，渐开唐隶之门，笔法遒劲，如斩钉截铁，实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料。三曰镌刻绝，由侍中钟繇刻字，钟繇和梁鹄一样，同为东汉著名书法家，他精于汉隶八分之妙，形成由隶入楷的新貌，因此被后人称为“楷书鼻祖”、史书称他“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由他镌字，更是锦上添花，以受禅表为例，全篇八百九十九字，字字一格，毫厘不差，中规入矩，不犯不离，相互映衬，韵趣无限，从艺术上讲，比上原书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碑的隶书，结体谨严，笔力刚健，字体方正，中规入矩，这正是汉末隶书的风格。隶书是适应人们书写的简捷才从篆书转化而来，但仍带有篆书痕迹，到东汉中叶，点画波尾显明，才脱尽篆意，成为纯粹的汉隶，汉末更趋方正，魏晋则更加平板刻画，结体端方，失去汉隶神韵，向楷书过渡。“三绝碑”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楷书的风范，实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珍贵遗产，南朝书法家庚肩吾在《书品》中称其“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
       
     “三绝碑”不仅代表了当时许昌乃至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并且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原标题：三绝碑的历史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