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竹林七贤，颇能让人联想到玄音妙律，水墨丹青的中国文人生活图景。但揭开这层面纱，回想七贤的故事，却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抹侧影。
    
    竹林中人相聚百家岩，终日在竹林中饮酒清谈，全是些高山流水，玄虚的论道。其中有的是不得仕途，有的是厌世疾俗，各种心态不尽相同。他们的代表嵇康是个清高孤傲之士，也最有才华，最耿直，当然命运也最悲惨。
    
     极富浪漫色彩的“竹林七贤”华丽的表皮下却让人直接感受到文人间酸腐相嫉的丑态。山涛明知才学在己之上的嵇康不愿为官，却要举荐他做自己的下位官职，最终导致嵇康受钟会构陷，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杀害，使得那曲《广陵散》成了千古绝唱。同是文人的钟会只因数访嵇康而受到冷遇，便狠狠地留下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伏下因妒而起的杀心。
     
    七贤中比较老成的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他看到曹爽与司马懿明争暗斗的险恶政局，在政见上本是倾向于曹魏的阮籍，却采取了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终日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迫于司马政权的淫威，阮籍甚至还接受过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官位。在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时，阮籍的对策是，狂饮大醉60日，使司马昭没有开口的机会，只得作罢，此足以见阮籍的处世态度。
   
    有意思的是，山涛一生为官清廉，活了七十多岁，可谓寿终正寝；阮籍韧而不刚，最后亦得终其天年。从某种角度说，山涛、阮籍的一生似乎更有意义。同样在七贤中才学较浅的阮咸、王戎，都十分技巧，积极入仕，为官一生，也做了一些事情。其他几个只要是刚正不阿，清高自洁的，都没得好死。
   
    以上种种，使得惯用好人坏人来划界线的现代文化习惯，不知道如何评价是好，折中的结论是———即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如此折中下去，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呢？
   
    这里有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病灶———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缺乏担当。颇具竹林性格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逃避。表面上看是清高不俗，其实就是不愿承担社会责任。
   
    他们要么遁入山林，纵酒放歌，隐藏真迹，成为所谓“隐士”，从而逃避现实；要么进入官场成为官府的鹰犬，捉文弄笔，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其实这两种都是逃避，前者叫“小隐隐于山”，后者叫“大隐隐于朝”。
     
    即便是死，都是一种逃避，知识分子愤世嫉俗，不堪迫害，投河的、跳江的、上吊的，俯拾即是。可怜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原是知识分子和权势的统一体，一旦做了亡国之君，那副可怜相，实在难受。为君的时候没有担当，整日吟词做赋，声色犬马。一但做了亡国奴，老婆被人淫了，也只有饮酒大哭。单看他的《虞美人》、《相见欢》那是何等的华美，但看看这个现实中的李煜，又是何等的可悲。
    
    从孔儒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论证人与自然的妥协与融合。这自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它是《论语》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博大与多元，他是“和而不同”的宽容与容忍。
     
    但是，“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在人类自给能力还十分低下，人们必须不断向自然拼求的那个时代，“和”从何来？这种文化的早熟必然与现实社会发生激烈的碰撞。碰撞的后果，自然是有“玉碎”的，有“瓦全”的，总之就是不得“玉全”，不逃又能怎样？历代文人骚客，因不同的处世态度而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又何止这“竹林七贤”？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被从官、商、工、农、兵中人为地划分出来，成为一个十分尴尬的阶层。他们很被关注，但从来没有在历史上作为一种势力，独立地发出声音，发挥作用。他们像是华丽的瓷器———中看不中用。
   
    究其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文化是早熟的，与其服务的现实社会龃龉相左，不能同步。关于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中国文化要义》之“文化早熟后之中国”有论:“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之总特征”。
    
    梁先生还进一步说:“所谓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鲜相助之益者，例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宋明理学，以及后来之考据、词章，哪一样不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的隔绝，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与现行社会的巨大矛盾和冲突。
    
    在众多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总是被社会排挤在外，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不论他们身居庙堂还是蛰伏民间，只要是被贴上“知识分子”或“文人”的标签，差不多就是中性的，甚至还有贬义的归类。
   
    极端的说法干脆就把文人喻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软体动物。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背负着这个恶名，艰难求存，愣愣然不知所从，倒是像极了他们的祖师孔圣:“累累若丧家之犬”，此即中国知识分子无担当之滥觞。他们从来就被排斥在体制外，不敢担当，不能担当，也无所担当。
   
    几千年的王权专制社会结束后，首先迎来的是五四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戴季陶、章士钊……不胜枚举的五四知识分子，不论他们是提倡新文化的还是复古的，是尊孔的还是崇洋的。
   
    有一点是个突破，他们或为文或为官，或言论或实务，却都积极地冲上了历史的舞台。虽然亦有许多龌龊，然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健康人格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但它却是一现的昙花。
      
    斗转星移，中国传统文化被带到了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财富较为丰富的当代世界。
     
    渐渐地，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将不再是贫困与饥饿，而是民族、宗教等所谓“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还将与现实“龃龉相左”下去吗？
   
    历史是公平的，但历史也不会总给我们机会，中国知识分子来到了这个时代，除了冷漠、怯懦、自私和贪婪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逃避了。中国文化的崛起，要靠知识分子的担当。（原标题：竹林七贤中看不中用 文人是华丽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