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