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也许，传统就是层层的积累，就是我们在过去的时代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分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是我们前进的“文化资本”，她的力量根埋于我们的心间。对于传统，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的更多的是继承和发展。可是，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却少了些许的反思和批判，更多的是毫无主见的附和。我深知，篡改历史就等于背叛（尤其是那些被我们已经划归“优秀传统”的历史），对历史的无知就是显露自我的浅薄；但是，我依然有自己对某些相关来自历史的传统的疑问。或许，思想的对象和方法是错误的，然而，思想本身是正直的、热情的、无所畏惧的。仅以此作为我的文章的引言，希望我的幼稚之见不会贻笑大方。
 
    摘要：本文通过将无名氏的《毛诗序》的作者对《毛诗序》的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对《典论?论文》的作者曹丕的政治身份在《典论?论文》的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比较，试图展现出在《典论?论文》的接受过程中曹丕的政治身份被无意识承认的过程，并且由此引出对文学和文学理论作用的反思。
 
    了解中国古代文论史，有许多绕不开的“名字”。勿论中国古代文论史，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也是同他们的思想密切相关的；离开他们就会难以理解中国的古代。翻开任何一部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书，就可以毫不惊奇的发现这样的名字会跳入眼帘??司马迁、王充、王逸、曹丕、陆机、刘勰、钟嵘、陈子昂、杜甫、皎然、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司空图、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李清照、张戒、陆游、严羽、元好问、张炎、钟嗣成、王世贞、李贽、袁宏道、王骥德、李渔、王夫之、袁枚等人。中国古代文论史是同这些名字紧密相关的，后人把他们的思想的点滴串连起来就成了各种各样的专门的历史。然而，有些思想同产生思想的名字是无法分割的，这些名字是大写的，例如：《典论?论文》和作者曹丕；有些思想同产生思想的名字是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这些名字是小写的，例如：《毛诗序》；有些思想同产生他们的名字之间的关系是暂时无法考证的，尽管我们非常渴望知道文字背后的那个思想的头脑，例如：《二十四诗品》和作者司空图。上文所列举的诸多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成为探求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依我之见，曹丕和他的《典论?论文》在这一长串的作者和作品排列组合中都是特异的分子，其中作者连同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首先注意的和另眼相看的。
 
    同样的读者面对不同的作品，在感知作品和作者的关系时会遭遇完全不同的处境，因为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并不总是千篇一律的。解读《毛诗序》和解读《典论?论文》，会有两种奇异的风景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毛诗序》的文字背后更多的是集体的声音的表述，苍凉、浑厚、谆谆教导的音容笑貌宛然可见；《典论?论文》在字里行间渗透着个人的声音和情感，我们可以穿透文字听到作者的呼吸，一代帝王的雄浑与厚重以及字里行间震荡的余波是无法让人等闲视之。关于《毛诗序》的许多的具体的历史情景已经被历史深埋于地下，例如：作者是谁、真正的写作年代是何时、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等等。既然无法确证它的作者，索性所有研究这篇作品的人也就不关注作者了。尽管《毛诗序》是深不可测，如同传说中的幽谷神潭；但是它的作者是缺席的、隔置的、世人无法触摸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作者的《毛诗序》。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既然已经明确无法知道作者的事实，所有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关注作者的维度；而是将所有的意义空间全部在文本的层次生成。在《毛诗序》中，作者的缺席并没有造成理解的中断和障碍，反而让所有研究和阅读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不到一千字的文本中，从中发现许多早已成为“定论”的见解，例如：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诗歌音乐舞蹈之间的关系、诗歌音乐同产生它们的时代政治的关系、诗歌的分类表现手法等。一段不是很长的文字让几千年来的研究者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文论后来几千年的发展就从这里发源。
 
    再看《典论?论文》，因为已经有无数的文字的、实物的资料可以证明它的作者的确是曹丕；这样的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成为思考和判断文本价值的不容忽略的因素。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典论?论文》的作者不是曹丕，而是另外的某个人；即使马上有新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典论?论文》的作者真的不是曹丕，我们在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汉魏时代某个人创作的《典论?论文》和曹丕创作的《典论?论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某个人创作的《典论?论文》根本无法企及因为作者是曹丕而达到的高度。曹丕的身份和地位对形成《典论?论文》的价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曹丕是《典论?论文》的隐含价值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典论?论文》的产生之初，作者曹丕就已经不得不面对他的隐含读者无论身份和地位都是低于自己的“普通人”，曹丕在写作《典论?论文》的时候，神态自若宛如雍容华贵的皇帝在发号施令，言谈举止中既有亲切又不乏威严。曹丕和《典论?论文》之间的关系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是无法分割的，它们之间没有水和油之间那样清晰而明朗的界限存在。解读《典论?论文》无法离开曹丕本人的语境，离开对曹丕的理解，文本的理解会失去某种表述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典论?论文》的作者是曹丕，所以《典论?论文》才显得如此扑朔迷离，闪耀着神奇的光芒，成为继《毛诗序》之后中国文论史上的又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
 
    缘何《典论?论文》因为它的作者是曹丕就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首先，不妨了解一下曹丕其人。

    曹丕，字子恒，曹操次子，生于公元187年，卒于226年。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初为五官中郎将，知官属，魏丞相副。天下向慕，宾客如云。建安十七年，曹丕、曹植兄弟随从曹操征孙权。 

    建安22年，曹操立曹丕为太子，这一年曹丕31岁。当时拥立曹植为太子的人有丁仪、杨修、贾逵、王凌、邯郸淳、孔桂和杨俊等人，支持曹丕为太子的人有贾诩、崔琰、毛X、  吴质、桓楷、卫臻等人，在最终取得争夺太子之位的胜利之后，曹丕欢喜异常。《三国志》卷二五《魏书?辛X传》引注《世说新语》曰：“初文帝语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X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同一年，曹丕作《典论》。
 
    建安25年（公元220年）正月，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领翼州牧，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后迫汉献帝禅让，建立魏朝，谥文帝。同年二月，曹丕赏赐诸侯王将相等，遣使者循行郡国。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初年。
 黄初六年（公元226年），曹丕卒。

    纵观曹丕的一生，虽然文韬不及曹植武略不如曹操；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也算是励精图治、游刃有余的一位帝王。他在政治上经历的风浪必然会影响到他为人为文的风格。政治地位的得天独厚，政治路途的险恶多端，政治身份的无人可以企及都可以成为阅读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潜在的文本；而对这些潜在文本意义的挖掘就可以生成无数的意义空间。影响阅读的客观事实可以帮助读者形成崭新的理解。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认知的行为都是与认知的背景紧密相关的。
 
    然后，可以查询《典论?论文》中提出的论点，这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是具有极高的价值的而且为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和读者所公认的卓有见识的思想： 

    1．对“文人相轻”的评价。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见之患也。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品评时的弊习，客观地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出正确的道路。 

    2．具体分析“建安七子”的风格特征。

    王璨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璨之匹也。……琳、※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从对建安七子的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曹丕的评价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所有的读者都明白任何读者对作品的阅读都是具有自我的色彩的，在对具体文本的理解的过程中可以有某些重合的部分，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等同”。即使同样的读者在不同的时期阅读相同的文本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犹如古希腊的一位智者说过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是，自古以来，所有评价建安七子的研究者总是从曹丕的眼光来定义和鉴别建安七子的文章的价值。曹丕的评价就是一个理解建安七子的标准，其他的理解者的声音被曹丕的论断所遮蔽了。戴着叫“曹丕”眼镜，许多人就这样理解着本来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建安七子和应当对他们的存在和价值有独立评判的建安七子，其中的偏颇可以见而想之。
 
   3．文章分类学。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章分类学的标准，用精简而通俗的语言揭示了判断各种文体的标准，尤其是第一次为诗歌伸展了美丽的天性，让诗歌在文章学的天空里是那样的迷人。一个“丽”字，让等待了许久的诗歌活力四射，光芒万丈。这可以说是预言，也可以说是规定；可以说是发现，也可以说是必须，诗歌从此追求“丽”，也必须“丽”。如果没有“丽”的特质，文字无法变成文学，语言无法变成艺术。
 
    4．“文气”说（作家的个性对文学创作的意义）。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随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文气”说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很重要的观点，曹丕尊重个性的发展，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个性是彼此不同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早就完全相同的。“气”是个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又从音乐的角度分析了个性不同，因而对技能和技巧的掌握是不能完全等同于他人的；即使父子和兄弟之间也完全无法遗传。曹丕肯定了个性的先天性，无论后天怎样的模仿都可能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拙劣的。如果拿三曹做一个形象的对比，不难发现曹丕对文学建树胜过自己的父兄的无奈，但是同时又有些许对父亲和自己的政治建树大于弟弟曹植的自豪与欣慰。表面的蕴涵和话中有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了某种程度具有张力的反讽。
 
    5．文学价值学。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以帝王发布号令一般地庄严宣布：文章事业是能够在现实的生活中大有作为的，比之于荣华富贵，文学是不朽的；比之于生老病死，文学是崇高的，有意义的。文学的价值的实现不是即时即刻的，而是需要等待的，在久远的等待中，文学自身的意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彰显。也许，青春会在等待中老去枯萎；可是，历史会铭记那些曾经执着于文学的甘于寂寞的“文学工作者”。文学的意义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于任何自身之外的外物的；荣华富贵对文学来说犹如浮云。
 
    6．文学批评的态度。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曹丕认为如果想要做一个合格的批评者，必须首先具有人格的修养，这是及其重要的。如果不可以从道德人格的角度健全自己，那么毫无疑问该“君子”一定是不合格的评价者。纵观全篇，曹丕将自己的放置在人格健全，对他人毫无偏见的理想人格的位置，只有像他这样的“君子”才可以，才有资格来评价其他人。在为文学批评划出客观而正确的园地之后，曹丕为自己也罩上了一层理想的光环。在曹丕看来，他对自己是相当满意的；毕竟当时的魏国有几个人可以像曹丕这样春风得意，政治上笑傲王侯，文学上又缠绵悱恻呢？
 
  《典论?论文》许多的观点因为是第一次提出，所以给了后人不少新鲜的激动和叹服的惊奇。尤其是对于将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从事的职业的研究者，可以让他们用心香泪酒祭奠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就是曹丕对“文章”的地位的提升。要知道，并不是每个人说出同样的话都会有同样的效力的。话语的力量以及影响的范围是同言说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密切的关系的。曹丕用严密的推理和深沉的情感推导出一个不容质疑的结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如果说在《毛诗序》中，研究者有理由怀疑文本中的观点是试图服务于某一个阶级和某些人物的，但是，《典论?论文》中研究者无法怀疑为无功利的文学摇旗呐喊的曹丕有任何个人的目的和企图，曹丕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并且获得了出其不意的好的效果，甚至于所有的研究者都对曹丕感恩戴德，感谢他在那样一个时代以高度的智谋和远见为文学未来的蔚为大观涂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鲁迅也对此作过精辟的评论：“ 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 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 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自己的维度拓展着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但是，在对伊格尔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它代表人物的理解和接受中，我们明白任何批评都是于政治联姻的，尽管批评有时候并没有宣称自己具有政治性。这就让我们在阅读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或者文字时，都必须考虑存在于文字背后的政治权利。更何况，曹丕的《典论?论文》于政治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将曹丕从三国时代的坟墓中挖出来鞭尸，而是从我们研究者或者读者的角度解析我们在解读古代、解读他者的时候根本没有用甚至也不可能用完全客观的眼光来判断我们遭遇遇到的一切，阅读的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着对权利的复制和拷贝，就这样形成了无穷反复的权利的生成机制。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解读；他们认为对曹丕的政治地位的承认是正确解读《典论?论文》的关键，而且曹丕的政治地位是确确实实真正存在的，忽视这个因素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的确，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和合理的理由；可是，反思性的阅读就是要在常识和习见的事物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从恰当的前提出发进行合理的想象最终得出独立的见解就可以说是对思考的贡献。

    在对文学价值的规定中，曹丕所作的贡献是相当重要的。或许没有曹丕，在那样“自觉的时代”依然会有睿智的先辈提出诸如此类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影响和波及的范围可能会另当别论。即使是曹丕的弟弟??曹植写出这样的论断，发出这样的号召也不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尽管众所周知，曹植的文学创作的成就是远远超出曹丕的。在《典论?论文》中，作者的政治身份为文本价值和文本中提出的文学价值的提升加了重重的砝码。尽管我们可以不承认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政治权利的承认，但是从古至今的阐释都在潜意识中承认着权利的政治。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就是某种程度不自觉的承认，在长期的没有反思的评判中，某种不是很合理的现实也会被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没有评判能力的公共对极端政治的愚昧的承认。
 
    现在，有人提出“文学死了”，“文学理论死了”这样的论断；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文学或许会改头换面，或许形态会发生某些不可思议的变化，然而文学的精神依然充塞于天地之间。文学不是可有可无的；阅读文学也不是休闲的装饰，从对相关于文学的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洞见社会，可以参悟人生；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有所裨益当然是严肃的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原标题：曹丕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