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知道唐太宗李世民的人很多，他大治天下，开创大唐盛世，称为“贞观之治”。但是你知道吗？李世民除依靠一大批谋臣武将外，还得力于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大力辅佐。可以这样说，“贞观之治”的“军功章”有李世民的一半，也有长孙皇后的一半。 
       
    长孙皇后是洛阳人，这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据载，长孙皇后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天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长孙皇后这个伟大的女性就生长在了洛阳这个美丽的地方。
       
    长孙皇后于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唐国公李渊的二子李世民为妻。唐朝建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长孙皇后绝非一般的女人。她出身高贵，气度宽宏，谦虚待人，还有过人的机智。由于权力之争，历史上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事并不少见。高祖一方面因太宗功劳过大，威望太高，有威胁自己地位之嫌，另一方面太子李建成怕太宗抢夺自己的皇位，联合皇四子李元吉向高祖进谗，再者国家逐渐安定，出于政治稳定和其他因素考虑，高祖也不能容忍太宗。这时长孙皇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让高祖慢慢对太宗减少猜忌，也让其他妃嫔帮着说好话，为玄武门政变的发生和太宗登上皇位提供了可能。她用儿女侍奉父母的孝心化解了太宗父子的矛盾，表现出了善良，宽容大度，孝顺长辈的懿德，也显示出她具有卓越的政治见识。
         
    李世民称帝后，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当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虽然也曾把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但她靠的是专制的政策和手腕；而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
       
    长孙皇后生性简朴，即使当上皇后后，依然保持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唐太宗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份。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的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牝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丈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虚心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后，一边脱衣服，一边怒气冲冲地骂道：“我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知道原由后，便回去穿上只有在祭祀宗庙等正式场合才穿的皇后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人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被证实。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李世民承认皇后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这很重要。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一天夜里出现了紧急状况，有人报告说侍卫中发生了兵变，太宗自己手持武器，出来巡视，长孙皇后害怕太宗遇到危险，自己挡在太宗面前。虽然有惊无险，但她身体本来不好，受了惊吓，又感染风寒，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
       
    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 “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唯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需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
        
    三句话，句句非关私情，字字可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具有远见卓识的长孙皇后，赢得了后世的尊崇和爱戴，其政治见解和品德在唐太宗贞观盛世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
         
    综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那防范外戚的政治见解；不恃权骄人，母仪宫廷的品德；不崇奉佛教，反对厚葬的思想，都为后世所尊崇。长孙皇后被史官作为封建后妃的楷模，载入了史册。【原标题：帝王之妻的楷模——长孙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