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史书给崔颢确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参与赌博，二是成日嗜酒，三是不断地娶漂亮老婆。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是赌徒，又是酒徒，还是好色之徒。凭着这三条，崔颢一下子被打入品行不端的行列。也许当时的进士考试，没有进行细细审核，这样问题多多的人，居然混进了京城的官员队伍。

     依崔颢的个性，他本当是一位鹤立鸡群、卓尔不群的叛逆文士。一介文人，不但喝酒，还参与赌博，实在是常人不能接受的。换了李白，虽嗜酒如命，却喝出了酒仙诗仙的好名声；崔颢同样会一掷千金，只混出了个酒徒赌徒的形象。为崔颢作传者，还列举了他年轻时多作浮艳轻薄之诗，又说崔颢游历京师之时，连续娶了三四个夫人，都是美色佳人，只要不满意，立马休了再娶，在情感上不能专一而终。这件事，实在是将崔颢的名声搞得江河日下。挑三拣四，背弃盟诺，心猿意马，换了商人，大家似乎可以理解，可以一笑了之。但换了文人则行不通，文人娶妻，一定要周吴郑王，四六对偶，像做八股文一样中规中矩，否则，传统与道德的守护者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即便是近代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也因此而多获毁誉。

    作为开元天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崔颢身上其实也有许多优点，可惜优点没被发现，缺点却被找得准准的。崔颢的传记，在新旧唐书中所有文人传记中，是写得最为奇怪的。三四行字，记的都是崔颢“有文无行”的劣迹。即便是宋之问，还获得“弱冠知名”、诗赛一举成名以及被贬后“颇自力为政”等正面评语。而关于崔颢，基本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毛病一身，坏蛋一个。

    文人多为怪物、异类，在生活方面有时难免天真怪异，真要被史家揪住小辫子不放，就有口难辩了。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不幸钻以死角，偏激则不可避免了。有时候，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于你的感觉。

    崔颢真有这么坏吗？恐怕也不至于。问题大约还得回到“恶炒”这个词上。因为不被理解，所以导致了种种传闻，传闻渐多，自然陷入了欲辩不能的地步。关于崔颢，还有一则 “艳诗门”的故事。

    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

    ——《唐才子传》

    李邕是当时颇具声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是个老资格。因为听说崔颢有才名，就请他来，虚席而待。崔颢欣然而来，上了一首《古意》：“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正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没想到，崔颢为之得意的作品，老夫子却认为浮艳之至，有辱斯文，气得差点吐血，大喝一声“小儿无礼”，门都没让进。弄得崔颢一头雾水，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这难道又是崔颢的错吗？李邕自动请人家来，《古意》的内容并非不健康，年轻才子的思维不受束缚，且其诗作可能另有所指，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关于李邕，史称“颇自矜”，对年轻后进不那么慈祥和蔼，李白有一次登门拜谒，也是遭受冷遇。结果李白也不客气，写了一首《上李邕》，末尾说了一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这番话，可谓借古劝今，旁敲侧击，孔子尚知后生可畏，你老人家得瑟什么呢？

    崔颢留下的四十多首诗中，确有十多篇为年轻时创作的关于闺情一类的诗，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如记载的那样“浮艳”、“轻薄”。诸如《川上女》《卢姬篇》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优秀而生动的生活诗篇，主题并不浮艳，恰恰相反，都是女性同胞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心声。我从崔颢诗中，没有看到轻薄，看到的，只是如火如荼的热血青春，《长干行》等诗篇，至今还流传甚广。

    崔颢的一颗心，其实是滚烫的。只是他不懂得包装，不懂得作秀，不懂得阿谀。但少数存有恶炒心理的人不这么想，你有才是吧，但我看不顺眼，就揭你的短，让你火不起来，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坐立不安。生活中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家伙，习惯了捣乱，习惯了无事生非，习惯了幸灾乐祸。崔颢在“苦吟咏”，埋头发愤，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抒发自己的人生激情，他哪里知道，别人正在背地里，处心积虑地挖他的墙脚。到头来，他落得个仕途不顺，进士出身，只谋了个司勋员外郎。

    作为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崔颢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时代生活。他走出书斋，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漫漫边塞之旅，金戈铁马，快意恩仇，使崔颢晚年作品出现“风骨凛然”的大气与凝重。他的两首长诗——《江畔老人愁》《邯郸宫人怨》分别表现一个百岁老人对历经繁华、饱经沧桑的生活变迁回忆，一个失宠被弃的宫女对放归乡里之后惨淡人生境遇的哭诉，他们分别发出了“人生贵贱各有时”、“百年盛衰谁能保”的哀叹，而所有这些，其实正是崔颢的社会责任与作家良知的自然流露。

    单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很难看出崔颢的劣行，却多有劝世之句，警世之音。时至今日，还在说崔颢坏话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原标题：崔颢： 谁乘黄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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