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乘直升飞机赴六盘山区，实地考察稿件中提到的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情况。
　　
    这些内参涉及的问题当时都较敏感，所以大部分未能公开发表。为了纪念这次采访，事后我抽空将这批内参汇总改写成了一部书稿，可惜也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便将其用铅字排印了20多份，分送给朋友和关心农村的同志。
       
    想不到，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前夕，因当年拿到书稿的一位朋友的推荐，人民出版社以《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为名，出版了这本书。穆青看了此书，对我说：“你们当年写的新闻，不已经成为今天的历史了吗？至今读来依然耐人寻味。”

   《瞭望》创办前后
        
    他深感要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办一本类似美国《时代》周刊那样的杂志
　　
    1980年代初，在关注中国改革的同时，穆青也一直在思考新华社自身的改革。在他亲自策划和领导下，新华社陆续创办了一批报刊，使业务领域有了很大拓展。1981年创办《瞭望》杂志时，他亲自点名，由部门和分社抽调7名记者、编辑，负责筹办工作。我有幸被他选中。调到北京后，接触穆青的机会多了，我对他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他多思慎言，许多问题想得很深。创办《瞭望》，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慎密思考后的决策。他深感要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办一本类似美国《时代》周刊那样的杂志。《瞭望》杂志创刊后，他亲自兼任社长，从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到栏目设置、内容策划，他都和创办的同志一道研究。他还为创刊号确定了目录，审改了主要文章。最初几期，连许多选题都是他确定的。
       
    穆青多次对办刊的同志说，一定要更新观念，突破旧框框的束缚，想方设法把《瞭望》杂志办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周刊，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杂志。由于是新华社主办的，所以更要有权威性，要纵论世界风云，阐述大政方针，预测形势走向，为人民鼓与呼。他特别强调要有来自中南海的信息，要有高层权威人士的访谈。在他指导下，《瞭望》设立了《中南海纪事》、《本刊专访》、《本刊特稿》等名牌栏目，专门发表采访高层人物和权威机构的独家新闻，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4月底，讨论第二期选题时，穆青提出要专访广东、福建两省省委书记，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的真实情况。采访福建省委常务副书记项南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为了保证采访任务的完成，穆青还亲自给我签发了盖新华社大印的采访介绍信。正是穆青的思路，使《瞭望》杂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

     采写《风帆起珠江》，为广东改革开放正名
      
     “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拍下来，不然愧对时代！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长期以来，穆青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1988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新华社福建分社任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原打算呆几年就回总社。不料1990年秋，总社党组突然决定调我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党组书记。穆青召见我时，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想回北京，对这次调动感到意外。不过，这是总社党组再三考虑才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广东这块热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十多年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却众说纷纭。你到任后，要带记者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事实，昭示真相。”
　　
    他的话解开了我的心结。到广东这个陌生的省份后，我很快发现，这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包括看问题的角度，与内地的确有很大不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告诉我，这里毗邻港澳，改革开放后深受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多方面自然和内地不同。个别记者对我说，变化最大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那里农村的做法和内地已有天壤之别，但情况不明，采访很困难，分社记者都称之为白区。为了探个究竟，我便专门带记者几次到珠江三角洲采访。下去后发现，只要注意沟通，采访并不困难。过去三角洲的干部群众怕媒体误解他们的做法，信奉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因而不大愿意接待记者。我们深入到被称作“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东莞、中山的一些主要乡镇，和干部群众进行了探讨式的交谈，他们都对我们敞开思想，谈了对农村改革发展的看法和做法。采访结束后，我们写了一组内参《广东四小虎调查》，肯定了当地深化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验。而后又将其改写成公开报道。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有人怀疑我们是否美化了珠江三角洲。
　　
    在此期间，我到总社开会或办事，几次顺便向穆青同志汇报采访情况。他每次都很感兴趣地问这问那，并叮嘱我要多看一些地方，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不能主题先行，要用事实说话，让读者得出结论。我建议他抽空到广东来一趟，亲自了解广东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他接受了我的建议，1992年元旦刚过，就到了广州。我陪他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四小虎”的主要乡镇采访调查了半个多月。这一带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深深吸引了穆青。他平常少言寡语，但内心世界丰富，对祖国，对人民有着异常深沉的感情。采访的这些日子，他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每天夙兴夜寐，马不停蹄地在村镇企业、农贸市场、田间地头奔走，兴致勃勃地察看、拍摄、询问，先后踏访了数十个村镇，与上百名干部群众进行了交谈。为了解南海大沥镇“三鸟”市场和顺德乐从镇水产品市场的交易情况，他连续几天5点起床，黎明时分赶到现场。
　　
    他深入细致的作风，不知疲倦的精神，使随行的同志深受感动。我担心他太劳累，提议把采访日程安排得松一点。他却说：“来一趟不容易，一定要多走走，多看看。这里发生的变化，令人振奋。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拍下来，不然愧对时代！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任何怀疑论调都经不起事实的驳斥。”
　　
    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穆青与我们反复研究，经过九次字斟句酌的推敲修改，写出了通讯《风帆起珠江》。此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正名，间接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新华社播发这篇通讯后，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异常感奋，第二天就在头版重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文，并配发了评论。不少省市党报也发表了这篇通讯，但也有一些报纸不敢刊登。尽管如此，此文仍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后，传出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不少人发现，《风帆起珠江》一文中的观点，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分吻合。也因此，香港一家右派刊物无端猜测，是否穆青事先得知邓小平要南巡，搞政治投机，抢先一步到珠江三角洲采写此文。穆青得知此事，又好气又好笑，对我说：“真是无稽之谈！我哪能知道小平同志的行踪和想法。我们只不过是以赞赏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变化。见仁见智，就由人去评说吧！”
　　
    这次采访，使穆青对广东产生了感情。他离休后，依然每年都要抽空来走走看看。他告诉我，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真是一年一个样，每次来都感到很振奋。此时，他除了谈看法，出点子，已很少动笔，但摄影的兴趣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