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穆青
       
    我感到穆青是个真情很容易显露的人我第一次听说穆青，还是在北京上大学时。同班有个同学是新华社子弟，经常提前发布一些重要新闻。一天，他告诉我，新华社有位副社长叫穆青，不久前带记者到河南采访了一个重要典型，回来作了一场非常感人的报告，稿件正在修改，很快就会发表。几天后，我听到了那场报告的录音。穆青在报告中详尽介绍了他在兰考采访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的经过。（当时，焦裕禄已病逝）听录音时我就感到，穆青是个真情很容易显露的人，在谈到采访对象对焦裕禄的敬爱和怀念，叙述焦裕禄的感人故事时，他几次声泪俱下，听众也无不抽泣。虽然因当年录音水平不高，有些地方听得不太清楚，我仍感动得热泪盈眶。
       
    隔了一段时间，新华社播发了穆青等三人写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各报、各电台刊播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收听或看了这篇文章后，都泪流满面，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也从此记住了穆青这个名字。

    第一次见到穆青
      
    关键时刻，穆青的几句话，使我调进新华社大学毕业后，适逢视知识如粪土的年代，我和全国各地数千名“臭老九”一道，被分配到西北农村锻炼。不到一年，我被再分配到甘肃武威地区报道组搞新闻报道。一次，我陪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广普到天祝藏族自治县采访，合作写了通讯《古驿新颜》。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王广普向当时的甘肃分社社长夏公然推荐了我。老夏很快设法将我借调到分社工作。借调期间，我写了不少稿子，分社上下印象不错，均同意将我正式调来当记者。谁知有人反映我政治上有疑点，说我爱人家“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受冲击，有些人问题还很严重。
　　
    老夏很为难，在那个年代，从政治着眼，我显然是不适合当新华社记者的。也正因为此，再分配时，几个地方新闻单位也没敢要我。但老夏此公很惜才，不舍得将我退回原单位，他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向穆青汇报了我的情况。穆青听后沉吟片刻，对老夏说：“这是他爱人家的问题嘛，又不是他家的问题。再说也要重在表现嘛！只要有培养前途，我看可以调进！现在队伍青黄不接，正需要吸收一些有学历的年轻人。”
　　
    穆青这几句话，使我很快被调进新华社甘肃分社，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老夏将经过告诉我后，我内心对他和穆青的感谢难以言表。当记者后，我工作更加努力，一心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他们的关怀。那些年，我每年下乡采访的时间都在7个月以上，也很快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内参与公开报道。遗憾的是，我这个边远分社的记者，头几年一直无缘见到穆青。
　　
    第一次见到穆青，是在1977年冬春之交。其时，“四人帮”带来的政治严冬刚结束不久，他们在甘肃的影响尚未完全清除。我正在北京修改一组反映甘肃贫困地区情况的内参，分社社长夏公然来京汇报工作，一天晚上，他特地带我到穆青家拜访。进门他就对穆青说：“这就是胡国华，调来后，干得不错。”穆青微笑向我点头，说：“真年轻啊！”
　　
    老夏与穆青是抗日战争年代的战友，落座后便开始亲切交谈。我坐在一旁，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默默观察这位敬仰已久的前辈。许是战争年代岁月摧人，当年不到60岁的他，显得有些苍老，略微卷曲的头发已现稀疏，两鬓开始发白，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很深。他鼻高目深，鼻梁稍弯，有些像中亚人，但面容慈祥，目光温和，不笑也脸含笑意。他个子不太高，背微驼，腰板却很挺直，这显然得益于战争年代的锻炼。穆青相貌并不出众，但举手投足间的那份从容沉稳，却是常人身上难得一见的。

    那次见面，我只是个旁观者，穆青未和我多说话，没想到他对我仍留下了印象。

    参与穆青部署的黄土高原贫困地区调查
     
     “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他们当时发表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你们这次的调查，只要真实，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你们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一定要有历史的责任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被极左寒流笼罩的中国农村开始解冻，不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已现复苏迹象，冲破旧政策禁锢的新生事物的萌芽在艰难破土，但倒春寒的阴风仍阵阵袭来。我和新华社一批农村记者分别深入农村，认真调查正在涌动的这场变革，写了许多反映真实情况的内参。但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改革依然处于举步难艰的境地。中国农村何去何从，改革何以突破僵局？依然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1980年初，总社国内部突然电召我赴京。到后才知道，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底细，总社决定派一支采访小分队到黄土高原地区调查，我是有幸被抽调的记者之一。这次被抽调的还有宁夏分社傅上伦、陕西分社戴国强，总社记者冯东书也由另一路配合调查。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行前做了认真准备，查阅了一系列文件，汇总了手头掌握的情况。
　　
    动身前，穆青突然在办公室召见我们。他点了支烟，抽了几口才说：“这次叫你们来，我是反复考虑才决定的，选的也是精兵强将。你们都是农村记者，能吃苦，也了解农村实际，相信能不负众望。”我这才知道，这次采访是由他亲自部署指挥的。
　　
    接着，他有些动情地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极左的农村政策，对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现在有些地区自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有些人叫好，另一些人则视其为洪水猛兽。
　　
    事实到底怎样？除‘包产到户’外，你们还要广泛深入了解各种情况。一定要沉下去，到最底层去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他强调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他们当时发表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你们这次的调查，只要真实，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你们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一定要有历史的责任感。”
　　
    正是在他这番话的鼓舞下，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跨越黄土高原4省区39县，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对象，一路上陆续写了数十篇内参。这些稿件，对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胡耀邦同志看到我们从宁夏西海固地区发出的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这篇稿